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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十六世纪条顿骑士团的衰落
十五～十六世纪条顿骑士团的衰落
崔建军
河北师范大学
前言
条顿骑士团是在十字军东征期间成立的一个宗教军事团体，初期的活动主要在地中海东岸地区，十字军东征失败后，将活动中心移到波罗的海沿岸，在那里骑士团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成为一个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国家性质的政治实体。1410年，骑士团和波兰—立陶宛联军在坦能堡进行了一场决定性的战役，结果以骑士团的失败而告结束，此后骑士团元气大伤。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对条顿骑士团来说是一个异常痛苦的时期：政治的危机，经济的衰退，精神的颓废构成了骑士团最主要的画卷，“危机、衰退、败落”成了用来描述骑士团在15世纪状况的最适当词汇。虽然骑士团苦苦挣扎，然而回天无力。1525年，骑士团被迫进行世俗化，臣属于波兰。
一、条顿骑士团活动概况
1190年，一个由德国商人组织的医院在距耶路撒冷不远的阿卡城外成立，目的是救助圣战中基督教战士的病患。1198年，医院吸收了约40个骑士加入，仿照医院骑士团和圣殿骑士团的规章[注：医护规章是仿照医院骑士团，军事规章是仿照圣殿骑士团]，在阿卡大教堂正式成立条顿骑士团，从而实现了军事化。骑士团由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教皇双重领导，并得到双方极大的支持：从皇帝那里取得了大量地产，从教皇那里取得了大量的特权，并且逐步从医院骑士团的影响下摆脱出来。
早在骑士团与东方异教徒作战的时候，就开始逐渐向东欧、北欧渗透，最初的尝试是在匈牙利。1211年匈牙利国王安德雷斯二世邀请骑士团帮助抵御中亚好战的库曼民族(Cumans)入侵，虽然拥有了5个属于自己的城堡，然而骑士团却企图在匈牙利成立一个独立的州，并从德国招募农民进行殖民活动。骑士团露骨的企图遭到了强烈反对，在匈牙利武装力量的逼迫下，被迫从匈牙利退了出来。在匈牙利的经历使骑士团有了足够的经验把握下一次机会。当波兰玛佐维亚公爵康拉德同样请求骑士团去帮助镇压异教徒普鲁士人的反抗时，总团长萨尔扎表现得极为老练，他先是获得了皇帝的保证，之后又得到了教皇的确认。在有了足够的保证后，1230年，总团长派巴尔克率领一支小股部队征讨普鲁士。骑士团在普鲁士的征服非常艰苦，不过结局却出人意料的好，半个多世纪的经略，不仅使他们完全占领了普鲁士，而且还意外地获得了利窝尼亚——不比普鲁士小的波罗的海东岸地区，这样，条顿骑士团的实力大大增强。
骑士团的主要活动中心依然在中东地区。骑士团的任务是保卫圣地并为信仰而战，在耶路撒冷建立基督教国家是他们的梦想。1229年，萨尔扎和皇帝弗里德里希一起进入耶路撒冷时，他们的梦想似乎就要变为现实了。然而，随着德皇从东方的退出，这一梦想又化作了泡影，这是他们距离自己神圣目标最为接近的一次。在巴尔克支队出征普鲁士后，由于教皇和皇帝的冲突日益加剧，特别是在萨尔扎去世后，骑士团内部也分裂为两派——教皇派和皇帝派，前者主张将圣地置于优先考虑，而后者则主张将主要精力集中在波罗的海地区。教皇派一直占据着优势，骑士团总部也一直在阿卡城。他们非常卖力地与穆斯林作战，然而局势却越来越对他们不利，他们在东方的投资不但没有回报，反而尽丧于穆斯林手中。他们的执着并没有换得他们的预期，随着十字军的节节败退，他们的美好愿景也越来越渺茫。1291年，阿卡城陷落后，他们的总部没有退往马耳他，而是迁到了威尼斯。骑士团的一贯政策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形势变得于他们越来越不利[注：当时有一种趋势是三大骑士团合并，以增强骑士团的实力，这样势必影响到条顿骑士团的独立。同时，随着教皇由罗马迁到阿维农，教皇失去了对骑士团的保护，圣殿骑士团已经开始受到迫害。]，他们必须对自己的政策作出调整。1309年，总团长Siegfried von Feuchtwangen(1302-1310)将总部驻地由威尼斯迁到普鲁士的马林堡，从而完成了活动重心的转移。此时，在波罗的海的条顿骑士团已经打造出一番新天地了。
事实上，普鲁士支队在骑士团的事业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并且成为日后条顿骑士团的中坚力量。在杰出领袖巴尔克的率领下，他们利用河流于1230年到达普鲁士的库尔姆，之后建立了一系列的城堡，托尔恩(1231)、库尔姆(1232)、玛利亚维尔德(1233)，雷登(1234)、格劳登茨(1235)、瓦尔加(1239)。同时，从德国移入大批居民，在城堡周围发展起德意志的城市居民点，对普鲁士进行蚕食。事实证明这样的做法是卓有成效的。1237年，与利窝尼亚的“圣剑骑士团”合并，波罗的海南岸和东岸大片土地尽归条顿骑士团所有。只是1242年条顿骑士团在楚德湖受到罗斯人重创，其扩张势头才在东部受到遏制。1283年完全征服普鲁士。1309年，骑士团获得但泽走廊地区，1346年从丹麦人手里购买了爱沙尼亚，1379年，条顿骑士团加入汉撒同盟(骑士团许多城市在刚成立不久就加入汉撒同盟)，14世纪末占领格特兰岛，1402年得到诺伊马克(原属勃兰登堡)领土面积达到3000平方普里(1普里=7532.5米)，人口达到100万。在坦能堡战役之前，条顿骑士团是波罗的海地区组织最为完善、权利最为丰富的一支力量。
条顿骑士团在波罗的海地区的活动，极大地损害了东北欧一些国家的利益，特别是波兰和立陶宛，他们对骑士团国家非常的恐惧和憎恨。1386年，立陶宛和波兰合并，从而改变了原来敌对双方力量的对比。坦能堡战役之后，虽然骑士团在普鲁士和波罗的海幸存下来，但是领土越来越小，军事力量也越来越衰弱。1525年骑士团总团长阿尔伯特解散了普鲁士境内骑士团组织，建立了一个公国，臣属波兰。1561年11月28日，骑士团团长戈塔尔德·克特莱尔同齐格蒙特二世在维尔纽斯立约，把立窝尼亚交给立陶宛，骑士团还俗，在库尔兰和塞米加利亚建立公国，从属波兰和立陶宛。次年3月，立窝尼亚(宝剑)骑士团正式解体。这样一个独特的政治实体完成了其独特的历史使命。[注：条顿骑士团撤到南德和奥地利，军事规模也小了很多，1683年，在维也纳曾抵御土耳其的入侵。其后，骑士团逐渐演变成存宗教的组织。1809年，拿破仑解散了骑士团，但在1834年骑士团又复活了。其后，骑士团继续发挥其慈善和宗教的功能，直到现在。]
二、研究动态
有关条顿骑士团的研究，目前在国内还非常薄弱，只是在一些德国史、世界通史或国外的一些译著中偶尔有所提及。在国外情况相反，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出版了大量的英文论著，使这一领域的研究得到极大的充实和丰富，为我们进行相关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资料。与以往相比，这些研究成果涉及的内容更为深入、范围更为广泛。从深度上来看，不仅有条顿骑士团一般的发展，如早期在教皇和皇帝的影响下骑士团的政策；中期骑士团对立陶宛的战争；后期骑士团在利窝尼亚的发展等，而且更深入到诸如城市与骑士团关系的发展变化；骑士团招募战士的条件以及政策的变化，甚至某个个人对骑士团的影响等等。从范围上来看，则是将条顿骑士团的发展放到一个更加广阔的空间历史舞台，如中世纪后期有关波罗的海以及十字军国家(如普鲁士、利窝尼亚、立陶宛、丹麦、瑞典、俄罗斯以及芬兰)的研究、慈善救济与布道的研究以及骑士团军事方面、文学方面的研究等等。但是对于条顿骑士团衰落的原因进行专门研究的论著并不是很多，主要还是美国学者汤普逊和哥德堡商学院教授E·伦罗特的观点，而他们也主要是从经济角度对骑士团的失败做了一些分析。前者认为骑士团根本就不是一个国家，甚至也不是一个政府，它“只不过是一个联合体，一个人为制造的产物，而不是一种传统的制度。它甚至没有一个延续性的王朝来体现它的愿望和意志”而在中世纪，“国家就是由国王造就的”。正因为这样，才使得条顿骑士团虽然强大，但却是脆弱的，虽然富足，但却是短视的，他们有野心却没有抱负，“他们生活在一个傻瓜的乐园中，一旦走出那个小天地，他们才猛然醒悟。”甚至一场战役的失败，便引发全面的危机，而自己又没有办法解决。伦罗特则是从中世纪晚期整个欧洲经济发展变化出发做了分析，结论是：骑士团在14世纪颠峰过后他们的军事优势逐步丧失，而在经济上却不能有所作为，它反映了日耳曼小强权总体的衰落。反过来，“北部更大的非日耳曼王国在努力解决财政分裂问题时却展现出来了新的能力。”此外从军事角度出发进行的分析就比较少了，而从政治角度去分析条顿骑士团的衰落就更少了。
我认为条顿骑士团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同样它的衰落也不是偶然的，它的兴衰集中反映了中世纪欧洲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造成条顿骑士团衰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微观层面看，是骑士团军事改革的滞后，使骑士团的军事技术、军事制度、军事思想落后于对手，直接导致了战争的失败，战争的失败引起财政的破产，财政的破产使军事更加难以为继，这样一个恶性循环最终导致了骑士团的彻底解体：中观层面看则是欧洲经济的发展与进步对上层建筑提出的新要求，政治统治己经不能仅仅依靠军事力量来维持，更需要对社会事务的管理和经济活动的积极参与，政治集团和经济集团只有形成一种良性互动，才能相互促进，共同壮大，在这方面骑士团更加落后于它的对手；从宏观层面看，条顿骑士团是中世纪欧洲秩序重建漩涡中的一分子，它对这样一个漩涡的运动起到了自己的助动作用，同时在这样一个漩涡中它自己的命运并不能由它自己掌握。可以说条顿骑士团的衰落是必然的，正因为如此对条顿骑士团衰落原因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在中世纪后期欧洲在军事、经济、政治方面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甚至可以帮助我们很好地把握整个中世纪欧洲发展的脉搏。
第一章 条顿骑士团衰落的军事原因分析
条顿骑士团是一个军事骑士团，军事是骑士团活动的重要内容。军事支撑着骑士团，军事的胜利通常给骑士团带来繁荣和强盛，军事的失败也会造成骑士团的衰落。正因为如此，坦能堡战役的失败对于骑士团来说就不是一场战争的失败，而是它发展过程中由盛而衰的转折点，成了骑士团100多年衰落的开始。
一、坦能堡之战[注：这是西方的称呼(Tannenberg)，在波兰、俄罗斯、白俄罗斯称为格林瓦尔德战役(Grunwald)，在立陶宛被称为扎尔瑞斯战役(Zalgiris)]
坦能堡战役是波兰—立陶宛为了摆脱条顿骑士团的威胁，与骑士团进行的一场决战。战争的导火线是1409年条顿骑士团控制下的赛摩基地亚(Samogitia)发动起义，并向波兰—立陶宛求救，波兰—立陶宛的应允遭到骑士团的强烈不满，1409年8月14日，骑士团向波兰—立陶宛宣战。在历时10个月的战战和和中，双方都在为最后的决战积聚力量。骑士团得到了西欧一些贵族骑士的支持，而波兰—立陶宛则得到了罗斯人以及鞑靼人的支持。在装备上骑士团具有明显的优势，主要是装备精良的重装骑兵，而且还配有大炮；波兰—立陶宛联军的装备相比而言差的很多，波兰军有一部分重装骑兵，但是步兵也有相当的数量，而立陶宛则主要是以轻骑兵为主，虽然也有大炮，但数量要比骑士团少的多[注：骑士团有大炮100多门，而立陶宛只有16门。]。然而在兵力上骑士团则处于劣势。骑士团共拥有51个营的兵力，其中重装骑兵20000人，步兵11000人，加上其他人员，共约35000多人。联军方面，波兰有重装骑兵18000人，轻骑兵11000人，步兵4000人；立陶宛有轻骑兵15000人，鞑靼轻骑兵3000人，来自斯摩棱斯克的白俄罗斯仆从军3个营，此外还有赛摩基地亚起义者以及捷克的志愿者，共90多个营，约6万多人。
1410年7月3日，波兰—立陶宛联军在波兰国王弗瓦迪斯瓦夫二世亚盖洛的率领下，进入骑士团领地，向骑士团总部驻地马林堡逼近。7月14日，当联军行进到坦能堡附近的森林时与骑士团部队遭遇，双方随即展开战斗队形。战斗在坦能堡、格林瓦尔德和路德维希斯多夫之间的平原展开，地形开阔而复杂，不远处是卢本湖，湖畔是茂密的森林。骑士团在坦能堡和路德维希斯多夫之间2.5公里的正面三线配置，左翼为瓦伦罗德指挥的15个营，右翼是利希德斯泰因指挥的20个营，步兵和炮兵构成第一线，之后是两线重装骑兵，总团长云金根指挥预备队16个营坐镇后方直接指挥战斗。骑士团左边是坦能堡，右边是格林瓦尔德，身后是沼泽地带。联军两线配置，右翼由立陶宛大公维托夫特指挥，鞑靼轻骑兵保护其侧翼；左翼由王家元帅兹比格涅夫指挥，在波军和立陶宛军的结合部是白俄罗斯的3个营和捷克志愿兵组成的2个营。联军的预备队分作两部分，一部分在左后方，另一部分在中后方。此外联军在身后的密林中埋伏了几个营的步兵，亚盖洛和他的近卫军包括一个立陶宛小分队在这些埋伏单位附近驻扎，直接指挥战斗。
战斗在7月15日上午9点开始，立陶宛的轻骑兵首先发动冲锋，骑士团大炮轰击，但是由于凌晨大雨使火药受潮，没有给联军造成重大伤亡，反而骑士团的炮兵和第一线的步兵轻易被联军击溃。瓦伦罗德的反击虽然击退了立陶宛的进攻，但对自己步兵的践踏超过了对敌人的打击。骑士团的右翼和波兰军队也投入了战斗。大约一个小时之后，鞑靼骑兵开始有计划的向沼泽和森林地带撤退，他们引诱骑士团部队远离战场，至少有一个营，甚至更多的兵力中了他们的圈套。在主要战场，双方呈胶着状态，战斗变成了双方的猛击比赛，但双方的预备部队都还没有动用。
瓦伦罗德命令第二线部队加入战斗，迫使立陶宛部队逐渐后退，但是在联军结合部的3个白俄罗斯营和捷克的志愿兵表现的异常英勇顽强，虽然他们的一个营完全被消灭，但联军右翼的阵线被保住了，只是阵线的位置和开始时发生了90度的变动。骑士团无组织的追击后退的立陶宛军，他们进入了沼泽和森林地带，而立陶宛大公维托夫特己经作了重新部署，严阵以待了。左翼的联军还在和骑士团激烈的战斗，逐渐地，骑士团好象占得了上风。亚盖洛命令预备队出击，一部分加强左翼，逐渐通过骑士团右翼向其后方迁回，另一部分加强右翼和中路，漫漫向骑士团的中部楔入。骑士团的追击部队遭到了伏击，他们被赶入沼泽消灭，维托夫特重新集结的部队开始向骑士团左后方包抄。云金根相信自己的两线重装骑兵能解决战斗，他的16个营的预备队始终没有出动，当他决定准备投入他的预备队时，他发现自己已经被分割包围了。接下来便是联军残酷的屠杀了。
坦能堡战役，使骑士团遭到沉重的打击，其主力损失殆尽。大约250人的骑士团骑士兄弟会成员损失205人，包括其领导核心。除了总团长云金根外，还有大元帅瓦伦罗德(Friedrich von Wallenrode)，大考姆瑟利希腾斯泰因(Kuno von Lichtenstein)和斯瓦茨伯格(Albrecht von Schwartzburg)，大财政官穆赫因姆(Thomas von Merheim)，勃兰登堡考姆瑟萨尔扎巴赫(Markward von Salzbach)都在战斗中阵亡。骑士团宣布阵亡18000人，波兰方面宣称俘虏骑士团14000人。而联军方面阵亡5000多人，8000多人负伤。
二、骑士团的军事制度
骑士团的中央机构主要由全体骑士大会、行政议事会、总团长组成。其中总团长(The Grand Master)为最高首领，是领土最高所有主，也是神圣罗马帝国的诸侯，由选举产生，终身执政。团长下设五大“总管”组成行政议事会，辅助执政：大统领(the Grand Commander)掌管土地、军事统领(the Supreme Marshal)是军队的指挥官、财政官(the Treasurer)是财政首脑、慈惠院检察官(the Supreme Hospitaller)掌管宗教事务、军需官(the Supreme Draper)掌管军粮供应，后来又监管贸易往来。行政议事会每年只开一次例会，或者在特别情况下临时召集。骑士团在成立之初，成员由两个阶层构成：骑士兄弟会和教士兄弟会。骑士兄弟(Knight-brethren)严格遵守三项誓言：安贫、守贞、服从，而且必须帮助病弱并同异教徒作战。骑士兄弟披的黑十字白披风，平日进行严酷紧张的军事训练。他们生活方式简朴严格而且单调，“成员从团里领得一把宝剑、一块面包和一件旧袍，不能佩戴家族的纹章，不能与凡俗之人同住，不能常去奢华的城市，也不能单独骑马外出、读信或写信；每晚要被钟声叫醒四次去唱诗，白天去做四次祈祷，星期五要受到修道生活的训练，即使团长也没有权力给任何人休假……，如果一个成员有任何不端行为，就召开秘密团会，决定对其惩罚。”骑士兄弟是骑士团的核心力量。教士会兄弟(Priest-brethren)和骑士会兄弟不同，他们没有三项誓言的约束，他们的主要职责是给民众进行祈祷并从事一些宗教事务，他们为骑士和在医院的病患主持圣事，并作为随军牧师同骑士们一起出征。教士兄弟在普鲁士和立窝尼亚不能被选为团长、统领和副统领，但在德国可以被选为统领。后来，在这两个阶层之外又增加了第三个阶层——军士兄弟会(Sergeants, serving brothers)，他们披着灰色，上面有三角十字架的较小斗篷，这表明了他们在骑士团的地位。
骑士团对波罗的海地区的征服效率之高在当时来说令人惊讶，原因并不在人数的多寡。这一方面依赖于骑士们优良的装备、勇敢的精神、优秀的作战技能之外，另一方面也由于当地武装力量装备的低劣、防御技术的低下以及军队组织的涣散。
在中世纪，由骑士组成的骑兵部队在战斗中具有明显的优势，他们往往能决定战争的胜负，尽管许多学者对中世纪骑兵战斗力的优势提出质疑[注：里昂认为“骑兵在军事上从未胜过步兵”，巴赫拉赫认为，在中世纪的战役中骑兵并不是战术上的主导因素，因为没有弓箭手或其他步兵支持的情况下，骑兵的冲锋很少能够成功。(转引自《14-17世纪欧洲的军事革命与社会转型》)中世纪“在绝大多数战役中，徒步作战的人数都远远超出马背上作战的人数：5:1或6:1的比例在西方看起来是正常比例，而拜占庭人的这一比例则接近4:1”。]，但是骑兵在中世纪许多著名的战役中仍是最终决定胜负的力量。在中世纪，每一名骑士在正式成为一名战士之前，都要经过很长时间的体格、打斗、骑马以及作战技能的训练，这样的训练往往从小就开始。因此，骑士们往往具有健壮的体格、娴熟的武艺，同时也培养了他们勇敢豪迈的英勇精神。由这样的战士组成的部队，虽然组织纪律性可能不强，但战斗力是不可低估的。并不是每个骑士都可以参加骑士团，加入骑士团有非常严格的限制，这些要求和圣殿骑士团非常相似：必须是非常年轻(年满14岁)，身体健康，没有身体缺陷，不能有债务或其他义务的拖累，而且必须是骑士的后代。对骑士出身的要求，保证了骑士兄弟们谙熟骑术、格斗等作战技巧，并且在早期，他们还要经过良好的训练，正因为如此，这些强壮、勇敢的年轻战士在对普鲁士、立窝尼亚的征服战斗中，才能够屡战屡胜。
骑士团的部队主要是重装骑兵，其装备主要有长矛、剑，全身由厚重的盔甲保护，战马也披着铠甲，骑士骑在马上挥舞着武器，横冲直撞，威力无比。这些戴盔挂甲越马扬鞭的武士，每个人都可成为一个独立的作战单位，而每人都是一座活动的堡垒。与这样的敌人作战，武器低劣、身无片甲的异教徒几乎无任何取胜的希望。事实上，骑士团在成立之初，只有40名骑士加入；当巴拉克进入普鲁士的时候，他只是率领20名骑士和200多名战士：据《骑士团编年史》记载说，一次库尔姆城被围，守城部队曾3次派人去雷登求援，他们所要求的仅是1名骑士，而当10名骑士赶到时，城中人大喜过望。即使在骑士团到达颠峰时期，普鲁士和立窝尼亚的骑士一共也没有超过1000人，可见骑士在当时的战斗力是如何之高。
和骑士团的状况相反，当时东北欧地区，如普鲁士、立陶宛、立窝尼亚等地，虽然从来就不缺少反抗的决心和战斗的勇气，但其装备却是简陋的可怜。他们很少有盔甲，武器也很糙，也谈不上组织，因为他们的堡垒通常是由木头围成的栅栏[注：东北欧地区很少石头，他们的堡垒多是用砖，而在之前只能是木头。骑士团在普鲁士最初建立的城堡如托伦等也都是木头结构。在1263年，托伦被普鲁士人烧毁之后，骑士团才开始建造砖石结构的城堡。]在防御中，他们的堡垒是如此不堪一击。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14世纪的时候，骑士团的军事优势逐渐的丧失。14世纪是西方骑士制度走向没落的时代。骑士们开始沉溺于浮华、虚荣的追逐，颓废、萎靡代替了向上、勇武，在战斗中，他们更重视自己的安全，而不是战斗的效率，他们的装备虽然使骑士越来越安全，同时也成为沉重的装备负担，极大地影响了部队的机动性，大大降低了部队的战斗力。
同时，面对15世纪以来的军事变革，骑士团更是无动于衷，在战场上他们还是沿用15世纪以前的战争指导思想和作战规则，讲究原则、高贵和礼貌的作战方式，这样的观念在战场上越来越显得不合时宜。城堡修筑的越来越坚固，使得进攻一方愈为不利。尽管骑士团掌握了当时先进的火炮技术，但同时这也一定程度上抵消了重盔快马的优势。
另外一个对骑士团十分不利的因素来自骑士团内部：兵源的日益萎缩和离心力的日益加剧。兵源的日益萎缩主要由于对加入骑士团的条件更为严格，目的是要保持条顿骑士团为德国人的骑士团，而离心力的加剧则是由于权利下放和各省独立活动的结果。虽然骑士团在上半期，即阿尔腾堡(Dietrch von Altenburg,1335-1341)时期就严格规定了加入骑士团的规定，强调了骑士的出身，但是总团长可以对这样的规定灵活掌握，在必要的时候，他可以允许只要有贵族血统就可以加入。特别是尽管骑士团的成员绝大部分来自德国境内，但也有一些来自其他国家的非德语骑士，一直到14世纪晚期，还能找到来自意大利、瑞典、弗里西亚(Frisians)甚至法国、波兰和西班牙的骑士。但在15世纪的时候，这都成为了过去。首先，禁止国外骑士加入骑士团的呼声越来越高，1449年当卑森(Biesen)统领吸收一名瓦伦人(Walloon)作为普鲁士条顿骑士团的成员时，总团长给他写信要他立即将这名骑士遣送回马斯特李赫特(Maastricht)，并告诫他，骑士团是纯粹的德国骑士团，不能有非德语成员。其次，对即使是德国人加入骑士团也做了非常严格的限制，要求加入者必须父母双方都是骑士出身，至少其祖父母为骑士出身。这样骑士团中的一大批成员——来自贵族的儿子、私生子以及有一半出生贵族一一成为不受欢迎的人，而他们经常是战场上的重要战斗力量。骑士团内部离心力很早就开始出现了。立窝尼亚虽然是骑士团的一个省区，但由于它并没有和骑士团的其他领地相连，事实上却是半独立性的，开始的时候它的大团长每年要到总部述职，渐渐的发展到只是派自己的代表代替。再后来的发展更是到了立窝尼亚省、帝国各自招募自己的骑士兄弟，独立发展自己的事业。在坦能堡战役时，普鲁士的骑士团兄弟焦急地等待他们立窝尼亚的兄弟们的援助，但是援军却始终没有到达。另外，骑士团统治着普鲁士人、波兰人和日耳曼人，其中日耳曼人财多势重，即使在日耳曼人中，差异也很大。在普鲁士来自德国北部的法兰哥尼亚人和士瓦本人与来自德国南部的莱茵兰人和威斯特伐利亚人(Westphalians)几乎势不两立，萨克森人对士瓦本人百般挑剔，而士瓦本人对巴伐利亚人又不屑一顾。在立窝尼亚，威斯特伐利亚人又敌视莱茵兰人。“到了15世纪，这些积怨与不和变得危险起来，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骑士团对敌人的抗击。”而且此时的骑士团兄弟己经没有了以往对信仰的坚定、宗教的热情和对总团长的忠诚。他们更多关心的是攫取较好的职位，那些地位较高，有能力决定骑士升迁的官员经常网罗和自己关系密切的人，编织自己的势力网，经常出现为了职位相互间争吵不休。骑士团成了一些特权人物牟取利益的机构。
总而言之，到了15世纪的时候，骑士团已经丧失了以往的战斗力和向上精神，但是更为严重的是它的周围却逐渐出现了更加强大的敌人。
三、波兰、立陶宛的军事改革
在15世纪上半期之前，波兰和其他许多国家一样，没有常备军。当有战事发生，基于封建制度的主从义务关系，国王会临时召集一支扈从军(the General Levy)，波兰贵族根据对国王的义务，带领自己的扈从应征入伍，为国王作战，而国王则要付给他报酬、给养以及当他被俘时所需要的赎金。和他的对手一样，这时的波兰以贵族和他们的扈从作为军队的核心。这些贵族自备战马、盔甲和兵器，他们往往身披笨重结实的铠甲，使用长矛，组成重骑兵，被称为撒拉赤塔(Szlachta)，到了15世纪上半期的时候，由于他们受到立陶宛和鞑靼轻骑兵的影响，他们的装备有所减轻，但相对而言还是较重。每个撒拉赤塔拥有2-5名自己的骑马的扈从陪同，这些息从被称为斯赞斯(Strzelcy)，意为射击手，十字弓和盾牌是他们的主要武器，另外有少数也使用长矛，还有一些鞑靼和立陶宛的移民扈从使用弓。通常这些扈从由贵族控制的村庄挑选产生，只有少数比较富裕的扈从能提供自己需要的武器和盔甲，即使如此，斯赞斯的铠甲也是非常简单，比起贵族的铠甲要轻许多。在战斗中，他们往往组成一个个作战单位，同时射箭，齐射的效果是打乱敌方的战斗队形，以便重装骑兵的攻击展开。
在这一时期步兵通常被视作辅助部队，然而波兰却能建立一支比较不错的步兵队伍。这些士兵一部分由斯赞斯的扈从组成，每个斯赞斯都要提供2-3名步兵，这些步兵的装备极为简单，很少甚至根本没有任何铠甲，通常的武器是十字弓和弓，也有一些会带有梭镖和棍棒。另一部分由城市的雇佣兵组成。这些人主要来自波兰西部边境的波兰城市，主要是波希米亚人和摩拉维亚人，也有一些是德国人，他们的战斗力要比由农民组成的步兵更强。
波兰也有少量的轻骑兵(light horse)，但这一兵种不被列入波兰扈从军的序列。在波兰周围的国家，以运用轻骑兵显著的国家是北部的立陶宛和南边的匈牙利、塞尔维亚等。其中以立陶宛最为显著，这主要是他们经常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Ottoman Empire)作战的结果。波兰主要从南方的匈牙利、塞尔维亚(Serbia)、瓦拉基亚(Wallachia)等国家雇佣轻骑兵，因为立陶宛的轻骑兵通常被认为组织纪律性很差。
反对骑士团的13年战争的开始，给波兰军队的组成和战斗序列带来了变化。波兰的扈从军对骑士团的战争进行的非常糟糕，主要是由于国王对军队的指挥调动能力不够，如果国王不答应军队的政治要求，他是很难指挥动军队的。在13年战争中，波兰的扈从军没有取得一次战斗的胜利，尽管扈从军的表现非常糟糕，但波兰还是赢得了战争，这主要得益于波兰新式常备军(mercenary)的出色表现。波兰常备军的出现主要是取代战斗力很弱而又不能让人放心的扈从军的需要，同时，经常叛乱的条顿城市转向投奔波兰，为波兰提供了大量的现金，这为波兰常备军的建立提供了基础。
同以往雇佣的军队不同，国王首先任命一些军队指挥官，让其进行士兵的招募，并且规定队伍的建制、薪金以及其他的义务。营(Banner)是骑兵的基本单位，大约由100名骑士组成。罗塔(Rota)是步兵的基本单位，大约有200名战士。此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兵种。每当一个单元的部队组建完成，它都要对国王宣誓效忠，它的番号以及成员都要被记录下来。这样的部队是可以信赖的，特别是由波兰人组成的建制。他们的首领在国王不在的情况下，可以代替国王行使指挥权，以确保战斗的胜利。在13年战争中，度宁(Piotr Dunin)就是这样一位被国王任命的常备军指挥官，由于他的杰出表现，皇家军队统领(Crown Hetman Mercenaries)成为了一个固定的职务。
波兰的常备军仍然由重装骑兵、轻骑兵和步兵组成。王室为骑兵各个营建立自己的番号，各营之间以“同志体系”(Commade System)确立他们之间的关系。各营的指挥官再招募自己的骑士组建各自的单位，这些战士被称为“托瓦则”(Towarzysze，意为同志或同事)。通常从旧军队中的撒拉赤塔和下层人士中选拔。这些人通常是旧式扈从军的反对力量。他们往往会带自己2-5名的扈从一起加入队伍，一般的来说，扈从的多少会决定自己所在营队的性质。比如，一个托瓦则所带的扈从不超过2名，这样的营队叫长矛营(Lancer Banner)，如果所带的扈从达到4-5名，这样的营叫箭营(Volley Banner)，如1471年的罗考索斯基营(Company Commander Rokosowski)就是一个长矛营，该营有32名骑士和63名扈从。1498年的考维茨基营(Company master Kotwicz)就是一个箭营，该营有19名骑士和73名扈从。在波兰新军中，骑士的甲胄要比旧式骑士的盔甲轻许多，他们的装备通常只是比原来的斯赞斯稍微重一些，使用的武器一般是长矛。托瓦则的扈从被称为普斯推(Pocztowi)，他们的武器主要是十字弓，到了1540年代以后，十字弓几乎完全被东方的复合弓(composite bow)所代替。
波兰在扈从军时代，它的轻骑兵主要来自塞尔维亚和瓦拉基亚等地。但是，随着这些国家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征服，波兰丧失了它的轻骑兵兵源，于是不得不发展自己的轻骑兵(Cossacks)，主要模仿鞑靼骑兵，采用鞑靼骑兵的装备和战术。但是在1500年之前，轻骑兵在波兰军队中并没有扮演重要的角色。波兰的步兵和扈从军时代的城市民兵有相同的组织结构，战斗中往往排列成固定的整齐的队形：前边是4排梭镖手，每排18个人，后边紧接着十几排弓箭手。此外，在波兰的步兵中还有来自波希米亚的反胡斯派的军队，他们的车堡战术也被纳入到波兰军队中，成为波兰军队的一个重要的战术。
立陶宛军队
立陶宛土地贫瘠，人口稀少，贵族们往往依靠很大面积的领地才能提供一个骑士，但是中世纪后期的立陶宛是东欧最大的国家，领土包括白俄罗斯、部分乌克兰和赛摩基地亚(Samogitian)，而且和波兰相比，立陶宛的中央集权程度要高许多，所以尽管如此，仍然能够组织一支庞大的军队。
立陶宛骑兵的装备比西方重装骑兵的盔甲要轻的多，他们的铠甲是由皮革和金属片连缀而成，只有最富有的贵族才能备置得起西欧骑士的重盔厚甲。由于铠甲的防护功能较差，立陶宛军队使用盾牌的时间要比西欧国家更长。他们的主要武器是长矛(spisa)，和西方国家骑兵相比，立陶宛骑兵的机动性要高出很多。立陶宛的轻骑兵主要由骑士的扈从组成，他们的装备更为简单，铠甲只是用厚厚的皮毛做成的坎肩，使用的武器主要由矛、弓箭和盾牌。由于长期和鞑靼人作战、接触，他们能够骑在马上进行射击。在立陶宛军队中，有许多单位是由不同的民族构成的，其中罗斯人和鞑靼人组成的队伍最引人注目。立陶宛南部和东部领土由罗斯族构成，罗斯人组成的部队是立陶宛军队中战斗力最强的，他们往往在战斗中被作为中军。大公维托伏特(Vyataus)统治时期，鞑靼人在立陶宛的居民开始大幅增长，他们为王室提供轻骑兵和一些其他的义务，他们往往在自己领导人率领下，沿用自己习惯的作战方式为大公作战，在1396-1399年间，被废黜的金帐汗托塔米西汗(Tochtamysh)就为大公提供了一支很强的骑兵部队。而大公经常有一支自己的私人鞑靼卫队。立陶宛的步兵在军队中处于次要地位，主要由来自北部的农民组成，他们的装备最差，主要以梭镖和弓箭为武器，当战斗有需要时，骑兵会下马徒步和步兵一起作战。
立陶宛军队最为显著的一个特点是：非凡的战略战术。尽管他们的机动性要强于欧洲各国的军队，但还是非常重视战斗中战略战术的运用，这是他们和鞑靼人学到的先进军事技术。战斗中，他们会充分合理的运用战场的地形地貌，各种障碍物、掩蔽体甚至气候条件。战斗开始后，他们利用自己轻骑兵快速运动的特点，侦察敌军的薄弱环节，然后发动小规模的进攻，以切断敌军各部分的联系。如果对手力量比较强大，他们会采用佯败，引诱敌军追击，从而打乱敌人的阵型，进而展开围歼。如果地形不适合于骑兵作战，他们会下马使用弓箭进行大规模的设伏。坦能堡战役便是立陶宛军队战略战术运用最为充分的一场战役。一位立窝尼亚的传记作家曾描述骑士团战士在沼泽被下马的立陶宛骑兵砍杀的情景，骑士们“像女人一样被纷纷砍倒”。
四、欧洲军事制度的变化。
事实上，变化并不只是在波兰和立陶宛身上发生。从14世纪开始，整个欧洲正经历着重大的军事变革，这些变革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军事城堡的修筑更加坚固、完善，二是步兵革命，三是火炮的出现和运用。这三项技术革命彻底改变了中世纪后期军事进攻和防御的优势对比。在西欧，从9世纪开始城堡进入大发展时期，11世纪中到13世纪进入全盛。我们不能指望东北欧的发展与西欧有同样的进度，但从13世纪后半期开始，那里的堡垒建筑达到了西欧的水平。表现在城墙更加坚固，厚而且高，并且城墙的的长度比以往更长。这样大大增加了进攻一方围城的难度和费用[注：增加城墙的长度开始于12世纪后期的西欧。尽管城墙的加长，需要更多的士兵来进行守卫，但城堡可以容纳的居民更多。通常城墙每增加一倍，需要增加的士兵便会增加一倍，但容纳的居民则可以增加四倍]。步兵革命始于14世纪初，是以瑞士方阵和英国长弓手为代表的步兵，取代重装骑兵重新成为欧洲战场上主宰的过程。通过战士们长期集体的间隔训练，依靠其严密的组织纪律性，相互间的密切配合和协作，以及团队的凝聚力，极大的提高了战斗力，从而取得与纪律松弛，缺乏配合的骑兵优势。在1315年的摩尔嘉屯战役(Battle of Morgarten)和1339年的牢彭战役(Battle of Laupen)中，纪律严明的瑞士长枪兵依靠密集的方阵打败了勃艮第的封建骑兵，在1346年的克勒西战役和1356年的普瓦提埃战役中，英国步兵凭借对长弓的良好运用，取得了对法国重装骑兵的胜利。这些胜利表明重装骑兵对欧洲战场的统治己经结束，预示着步兵时代的再次来临。步兵革命是导致了中世纪骑士制度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火炮出现的最早记载是1128年来自中国，欧洲最早出现大约在13世纪晚期至14世纪早期。在战场上使用，可能是14世纪上半期摩尔人在同西班牙人的战斗中。早期火炮威力小、射程近、不稳定，在战斗中的实际效能并不高，特别是在野外战场，其作用更为有限。在围攻堡垒的战斗中，主要被用来轰击木制堡垒大门，或将石弹射入城中，摧毁房屋和教堂，而不是轰塌城墙，火炮的另外一个作用是使城中守兵必须时刻保持清醒戒备状态，从而使守军困乏不堪。15世纪中期以后，随着火炮制造技术的不断改进，威力逐渐增大，火炮带来的己经不只是恐惧，而且它还带来实际的毁灭，成为了攻城的有效武器。
总之，15世纪的时候，在欧洲战场上己经有许多新的武器、新的兵种、新的作战技术以及新的军事理论和军事观念出现，这些新因素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传统的作战方式和攻守双方的优势的转化。
第二章 条顿骑士团衰落的经济社会原因分析
一个地区强权之所以一场战役失败就会导致完全的衰落乃至于崩溃，更重要的还在于经济的原因。军事力量的强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实力，同时国家的统治不仅仅依靠军队的武力征伐和镇压，还必须要进行有序的管理和提供必要的服务。因此，除了军队之外，国家必须建立和完善一整套的管理、服务机构和队伍，以及和国家休戚相关的精神纽带。这其中经济的发展以及财政的使用尤为关键。中世纪的后期，欧洲各国经济有了长足进步，城市兴起、市场发达、经济繁荣，在这样的有利情况下，各国纷纷找到了自己新的依靠力量，并且开始建立自己的财政体系，发展本国的实力，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而骑士团却没有能抓住这样的好时机，他没有远大的政治抱负和雄才大略，只有目光短浅、变本加厉的巧取豪夺，它没有承担起作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应有的地区责任，因而也没有得到与之相应的尊重，相反，它成了闯入波罗的海地区的一个异端，一个有着武力后盾的经济机构和贸易同盟集团，一个危害社会秩序的、人人痛恨的侵略者。
坦能堡战役的失败带给条顿骑士团最直接的不利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骑士团丧失了在波罗的海地区的军事优势，由战略的进攻态势转为了防御态势，特别是战斗部队的大幅减员，更是骑士团在短时期无法弥补的。早期骑士团力量的一个主要源泉是精神资产，在那个时代几乎带有一种金钱价值：时刻准备忠诚作战的决心和骑士兄弟们的军事能力：大首领毫不费力地拥有的军事力量对同时代任何一位统治者来说都是一笔不小的费用。坦能堡战役之后，骑士团主力损失过半[注：1410年骑士团骑士兄弟会的成员：普鲁士约700，立窝尼亚约300-350，帝国管区内共362，Franconia80，Koblenz37，Utuecht约16，共约1500人左右：1451年，骑士团骑士兄弟会成员：立窝尼亚约200，帝国管区内226，Franconia约52；Koblenz约16，Utuecht约15，而普鲁士在1438年则减为350人，因此到1451年骑士团核心成员共约810人]，迫使其不得不转而依靠雇佣军来扩充其军事力量，这无疑给骑士团带来极大的财政负担。二是骑士团被迫付给波兰一笔数额为600万格罗申的巨款[注：约合30万英镑，这相当于当时英国10年的财政收入]，这使得骑士团币制崩溃，骑士团陷入了绝境。
一、骑士团的经济成就。
在经过了漫长黑暗的几个世纪的衰落萧条后，欧洲的经济逐步恢复并发展了起来，实际上这种发展到了十一世纪的时候已经发展到了一种令人惊羡的程度，以至于法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布瓦松纳惊叹道“也许除了在我们自己的时代以外，历史上任何其他时期都还没有人想象过这样伟大的事业，并使它得到那么完满和成功的实现”。经济的发展依赖于饱受战乱、饥饿之苦的欧洲各阶层人民的辛勤劳作，同时经济的发展也为欧洲新的变革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广阔的活动舞台。骑士团作为一种积极的力量在这种经济恢复活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圣殿骑士团在法国开辟了大片的耕地，而条顿骑士团在普鲁士的成绩更加突出。
1230年，巴尔克率领骑士团支队首次到达普鲁士的时候，就将对普鲁士的征服和土地的开发结合起来。在骑士团征服之前的普鲁士，不仅盛行异教，居民愚昧、凶暴，而且生产、生活方式比起欧洲其他地区更加落后。“他们以渔猎为生，而且像所有的斯拉夫人一样，养蜂采蜜。他们住在环形村庄中，或者叫做‘圆村’。村庄都有围栏，以保护家畜过夜。除了一点可怜的农业和家畜饲养外，他们唯一的手工业就是亚麻纺织”。为了阻止当地人的反抗，骑士团把自己的城堡和设防城镇连成一系列的战线，在这些线内的安全地区广泛移民，以非常优惠的条件从帝国境内招募大批农民、手工业者到新征服的地区安家落户。这些新来的居民不仅有力地防止了当地人的起义反抗，而且他们带来先进的生产工具和先进的生产方法，他们以极高的工作效率很快改变了这个以前“连鬼都不愿去的”不毛之地的面貌。骑士团以极大的热情和非凡的管理才能领导了这一伟大的运动。它不仅给新来的拓殖者各种优惠——统治并不严酷，税收和兵役也不苛重，教会的负担非常轻[注：在普鲁士只有3个主教，立窝尼亚只有3个修道院，也很少。虽然教皇拥有对骑士团的宗主权，但是教徒交给教皇的年金却不在普鲁士征收]，积极鼓励引进先进的农作物品种，而且热衷于公共设施的建设，如铺路、排干沼泽、筑堤修坝等。事实上在整个征服过程中，这种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管理方式对当地居民的吸引力和骑士团军事的威力起到了同样重要的作用，50多年的征服活动不仅使这一地区的异教被铲除了，而且使当地的经济生活极大繁荣起来。谷物产量大增，不但可以满足自用，而且大量出口；牲畜的养殖也扩大了：加工业有了巨大的发展。在14世纪初的时候骑士团拥有16000匹马、10500头耕牛、61000只绵羊、19000头猪：拥有390座磨坊，生产的面粉足够50万以上的人口食用：大量出口谷物和木材，还有皮毛、钾盐、蜂蜜等。骑士团的活动中心北移后，继续了原来开明的政策，近一个世纪的内部建设，在总团长克尼帕罗统治时期，达到兴盛的顶点，被视为中世纪欧洲治理最佳的国家之一，不仅经济上呈现出繁荣发达的景象，而且它以通货可靠而坚挺，法律公正严明而名扬欧洲，成为欧洲的角柱。
起先骑士团是不允许进行经营活动的，最初的财富主要来自捐赠。因此它必须和世俗贵族们搞好关系，因为这些贵族能给它以物质上的支持，特别是帝国皇室。在萨尔扎前后的几代领导人都十分谨慎的如此行事，当总团长Gerhard von Malberg试图讨好教皇而疏远帝国时，皇帝果断地没收了骑士团在西西里的地产作为惩罚。总之骑士团早期的经济状况是窘迫而被动的。这种状况的最早改变在1263年，教皇乌尔班四世终于授权他们允许出卖产品以购回所需，但是不能进行获利性经营。教皇的授权一定程度上改善了骑士团的经济状况，但是离骑士团的要求相距甚远，为骑士团进一步的发展提供充分的条件还得依赖于精明的总团长奥赛尔(1324-1330)伪造的教皇圣谕。在据说是教皇亚历山大四世于1257年颁布的圣谕中声明，由于贫穷，特允许骑士团从事贸易。骑士团逐渐以一个商业机构的身份出现于北欧，在14世纪中后期的时候特别活跃。贸易主要集中掌握在马林堡的财政官和科尼斯堡的军事统领手中，他们被称为最高经纪人。在最高经纪人之下有许多下级经纪人，每个重要的城市都有一个，在国外如吕贝克、布鲁日、英格兰、苏格兰以及诺夫哥罗德都设有经纪人，在经纪人之下有各式各样的雇员。骑士团最重要的贸易商品是对玻拍贸易的垄断性经营，此外重要的商品还有粮食和木材以及木制品。骑士团曾经企图对粮食出口进行垄断，这引起城市商人的强烈反对，对木材及木制品的贸易主要是作为中间人，将波兰北部森林的资源经过但泽出口到英格兰、荷兰、佛兰德、葡萄牙、西班牙以及诺曼底。进口的商品主要有盐、布匹、香料、酒、水果等以及少许的铁、铜。骑士团成了最大的消费者。
为了拓殖广阔的不毛之地，骑士团给予那些殖民者建立的城市以绝对的自主权、自由贸易权和广泛的免税权，城市因而获得很快的发展。骑士团并没有因此使自己的经济收入受到损失，相反它精明的经济政策和税收制度，不仅使它能够很自如的维持自身机构正常运转，而且在1346年，还有能力从丹麦人手中购买爱沙尼亚。在14世纪末它的货币收入达到275000英镑，这是一笔非常可观而令当时几乎所有世俗统治者都艳羡的财富，这几乎相当于英王同期年收入的10倍[注：直到15世纪，英国王室一年的正常收入也只有5万英镑，法国王室一年的赋税收入为1200000里特尔]。当欧洲的世俗君主们不得不依靠频频借债度日的时候，骑士团却能有大量的货币投放贷款，它的财富在国际金融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尽管其基督教的理念禁止它进行任何形式的高利贷。
二、城市的兴起和它的重要作用。
从11世纪到14世纪300年的时间里，欧洲人口增加了一倍。人口的增长、农业的恢复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商业从11世纪起开始从欧洲南、北两个方向兴起，不仅使整个欧洲的经济生活生机勃勃，而且使社会越来越变得和平，那些好战的民族正慢慢习惯于放下武器，撒拉森人对地中海的控制结束了，斯堪的纳维亚人的船只游弋在北海，不是从事海盗而是进行贸易。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不但使欧洲获得了史无前例的繁荣，甚至比罗马时代更加繁荣，而且最重要的一个后果是导致了城市的兴起。然而，经济发展的意义还不只在于他的独自一个领域的进步，更重要的是他对其他各个领域的影响。他提供的不仅仅是物质的富足，更重要的还有观念的、精神的改变二这对于新兴的欧洲各种政治力量的整合，未来欧洲政治走向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比利时历史学家亨利。皮雷纳认为在四世纪之后，一直到九世纪，除了拜占庭之外，欧洲不复存在真正的大城市，因为当时的欧洲不具备构成现代意义城市的两个基本要素：市民阶级的居民和城市组织。这个论断是准确的，因为这两个因素的出现依赖于商业贸易，在中世纪初期的五个世纪中欧洲基本上是以农业为基础的，而不是商业的。商业的繁荣需要各种有利的条件：农业的保障，政治的稳定，交通的便利畅通，通货的相对稳定，富裕阶级的对外界消费品的需求等等。在生产力相对落后的时代，对于商业来说，交通显得非常重要，而在没有现代交通工具之前，水路又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在罗马帝国时代，地中海可以为帝国的商业繁荣提供廉价便利的交通。欧洲从不缺少商业的传统。但是，随着蛮族的入侵和帝国的崩溃，这一传统一再被中断，在几个世纪的战乱、破坏中，人口大量减少，土地荒芜，帝国时代的先进的工艺失传。商业虽然还在一定程度上进行着的抗击，但是最终还是完全让位于粗放的农业。一直到11世纪，在欧洲城市才又重新得以复兴。
一开始城市就显示出了强大的活力。他们是自由的，也是富足的，他们对社会的改变是巨大的。新的财富形式产生了，以前地产几乎是唯一重要的财富形式，随着城市商业贸易的发展，货币财富正在成为另一种重要的财富形式，在日常的经济活动中，它的重要性正在超过地产。货币源源不断地从四周流向城市，城市商人变得越来越富裕，越来越重要。市民阶级越来越成为一个积极的力量，中世纪传统的两个积极力量—教士和贵族—在金钱的腐蚀下，正受到摧残和分化。城市形成时期的生活费用是很高的，对于不能增加收入的地产拥有者来说是很难受的。教会利用它的便利条件，加紧搜刮，教士的生活受到人们的指责，教会丧失了进取心，愈益成为一切新生事物的障碍。贵族们则不得不出卖地产或者向城市借钱，甚至国王们也不得不仰仗城市金融家的帮助。贵族被分化为两部分，一部分日益变得贫穷，最终淹没在广大的贫苦农民的洪流之中；另一部分接受了城市，得到了城市的支持和帮助，成为了社会运动的领导者。
城市财富增长还带来了重大的政治后果。有些城市在需要时可以建立一支由装备精良的上万人的军队。1176年，头戴钢盔身披铁甲的伦巴第公社社员在来尼亚诺战胜了皇帝红胡子菲特列率领的高贵的骑士军队。在法国国王最终确立王权的优势过程中，城市也是功不可没。在英国，由于城市没有站到国王一边，中央集权远没有法国强大。城市支持贵族反对国王，使英国议会政府发展的非常完善。然而，影响最大的还要数北德组成的城市同盟—汉撒同盟。同盟最初是北德一些城市为了自卫而形成的联合组织，后来范围逐步扩大，在颠峰时期参加同盟的有80多个城市。同盟不仅制定了严格的规则以约束其成员，保证成员的经济利益，而且随着财富的增加，还拥有了自己强大的军事力量，不但用来保卫自己，而且还经常干预国际事务。为了垄断波罗的海和北海的贸易，成功的发动了对丹麦的战争，一度占领丹麦全境，迫使丹麦向同盟交纳贡金，对丹麦统治者的推举进行否决。将整个波罗的海和北海作为自己内海进行统治。甚至能够对英国王室进行控制。
城市对于条顿骑士团的重要作用尤为突出，一来由于骑士团拥有的城市数量众多，除去立窝尼亚、库尔兰、爱沙尼亚，仅在普鲁士本土就有85个自治城市；二来这些城市基本都位于欧洲北方贸易的商道上，大多是汉撒同盟的成员城市，比较富足。在13，14世纪的时候，为了促进生产、发展贸易，骑士团授予许多城市自治权，赢得了城市的支持。作为这些城市的大领主，骑士团每年可以得到相当可观的汉撒关税。而且还可以经常得到城市向骑士团重要的军事远征行动提供的捐赠。双方在经过约一个多世纪的相互支持，和睦相处的甜蜜岁月后，逐渐变得疏远，进而相互指责。骑士团由于军事行动的扩大，逐渐增大了军事费用的开支，同时更由于金钱的腐蚀，变得更加贪婪无度，它要求城市为自己提供更大的经济的支持。而加入汉撒同盟的城市在将同盟和骑士团进行比较时越来越发现，获得同等的利益保护，同盟的代价要比骑士团小的多，[注：14世纪后期，骑士团境内的汉撒城市向汉撒缴纳的税款平均每个城市为32.8塔勒，一塔勒相当于3马克。(引自汤普逊著，徐家玲等译：《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商务印书馆，1992，第223页)这无疑要比交给骑士团的少的多。而当时一名工匠要想加入汉撒同盟，还要接受是要交1马克还是更多的费用的讨论。]他们越来越对骑士团的沉重盘剥感到不满。
1379年骑士团加入汉撒同盟，但是在进行对外贸易时，并不总是严格执行同盟的规则，而是表现出一种非常实用的两面性，有时表现为一种关系密切的贸易伙伴，有时又装成一个冷冰冰的负责任的国际大国，有时则公开地和同盟展开竞争。骑士团仰仗军事的实力飞扬跋扈，而总团长经常执行一种独立的贸易政策。骑士团同同盟争夺波罗的海渔业；对诺夫哥罗德市场的争夺，对英国实行贸易封锁，自己却通过走私打破英国对自己的封锁等等。总之，骑士团的行径不仅引起贸易国家的痛恨，也招致同盟的愤怒，甚至普鲁士的城市也对它非常不满。为了自己直接的经济利益，骑士团不仅对外进行激烈的争夺，对普鲁士城市的剥削也越来越沉重，在1406年之前，普鲁士城市征收的磅税1/3归骑士团占有，在1406年之后，骑士团强占2/3。税收成了城市的一项负担，而且骑士团我行我素的贸易政策，使得与城市之间的矛盾也变得越来越尖锐起来，最终二者成了相互敌对的力量。忽视城市力量的作用，将它排挤在在政权建设之外，在当时日渐兴起的各种政治势力的角逐中是可怕的，而将城市置于政权的对立位置，结果证明是灾难性的。城市对政权的破坏作用同它的建设作用同样强大。城市本来是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依靠力量，它为骑士团提供了大量的经济来源，然而，对城市的过渡盘剥，对城市利益的损害，带来了非常严重的政治后果，坦能堡失败后，城市纷纷脱离骑士团，使其丧失了重要的经济来源。这是骑士团经济破产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中央财政体系的建立
波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一直在13世纪之前还没有建立起真正的中央财政体系。地方贵族势力在国家的政治活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中央影响微弱，12，13世纪的一段时间里，波兰最大的行政单位是公国。因此在面对骑士团的压力时只能是一退再退。王公们的政治活动和管理权直接依赖于他们的军事实力，军事的有效性主要取决于下属的忠诚。当时的税收显然是有限的，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和俄罗斯国家，政府的经济来源主要是向周围居民征收“保护费”，这种经济来源的不稳定，决定了其军事实力的不稳定，一旦给养供应出现问题，王公们就只好任由对手或背叛的强盗首领摆布。在波兰，古老的实物税最初交纳的是猪、牛和羊，13世纪的时候交纳粮食。此外还有兵役税—城堡中代替复兵役的一种收费：伙食税—代替王公及随从出巡时各地伙食供应的一种收费：还有其他一些不太重要的收费为了维持王公及其随从在城堡中生活以及政府的一些特殊活动，同样来自司法管理的收入也很微不足道。这样的政府收入很难发展成为充足的中央财政体系。特别在13世纪的时候，波兰骑士特权建立起来，特权阶级被豁免了这些义务，使得政府的收入日益减少。没有建立在皇室定期收入基础上的有效的行政管理体系，国王就不可能控制整个国家。
中央财政的建立主要归因于军事组织体系的变化。国家的建立和国家的保卫都要依赖于军队。中世纪各国的军队主要由对领主负有军事义务的息从构成。随着战争中封建义务的衰减和战争时间的延长，以及士兵们迫于经济需要不愿参与无利益战争的情绪，扈从对领主的忠诚已经变得不在可靠，需要有足够的军费来保证军队的效忠。在13世纪末期14世纪初期短期服务的雇佣兵制度就已经出现，士兵的薪金也逐年提高，在1275年，6000马克可以轻易招募100名士兵，而100年之后6500马克却只能招募到30名士兵。大量军费的筹集只有中央政权通过税收来实现。而贸易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货币地租逐渐代替了劳役地租和食物地租，为国家的财政体系的建立创造了条件。首先大规模的农业垦殖运动创造了一大批的小农户，这些小农户是自由土地的所有者，他们的土地是在国王或王侯的控制之下，而不是受地方贵族控制；城市的兴起对政府财政的集中起了重要作用，大的城市成为自我管理的行政单位，他们通过向外投资，间接向王侯提供资材，有时还直接向王侯提供捐助和军事援助：作为小城镇的领主王侯则可以从其贸易中征收税费：一些新的经济源的出现也为中央财政的建立提供了有利条件。在王权逐渐加强的过程中，中小土地贵族在商品贸易的有力冲击下，却纷纷破产，作为重要反对势力等力量在逐渐减弱，这也有利于中央财政的建立。
波兰在卡西米尔大帝统治时期(卡西米尔三世，1333-1370在位)，实现了中央财政集权。在全国建立地方官员网络，每一位官员代表国王管理他自己的地区，这样全国国民都被纳入到国王的财政体系之中，政府的财政收入不仅有了极大的提高而且有了保证。皇室领地的收入得到了有效的征缴：特权等级—教会、贵族、骑士—也被纳入征税范围，对寺院的税收尤为沉重，几乎是世俗贵族地产的2倍：自由城市为了表明愿意和国王在政治上的合作，也愿意主动缴纳粮食税；对国内贸易的监管，获得重要的交易税；对矿产的垄断经营，为政府提供了巨大的财源。所有的税费都要求缴纳现金，造币厂重新建立铸造良好的国内货币。同样，丹麦、瑞典、挪威也逐渐改变原来的封建义务为普通税。中央财政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为进行稳步的国家建设提供了有力的经济保障，各国不仅加强了军队建设，而且积极进行各方面事务的管理，发展农业、工商业，兴办公共设施，发展国民教育等。
新兴的世俗政治实体的财政体系发展的趋势是中央集中，目的在于保证行政管理和雇佣军队以保证国家的安全。骑士团相对更加容易的做到了财政的中央集中，组织的半宗教状态很容易使高度发达的中央权力对地方收入予以控制：骑士团的最高权力机构是全体骑士大会(the chapter general)，由骑士的首领们，以及各个辖区司令、各个省的总督组成，位居总团长和行政议事会之上，具有无限的权力。在地方，骑士团实行两级管理模式，即骑士团下设若干辖区(Bailiwick)，后来发展成省级(Province)建制，共有20个省，辖区首领称为团长(Master)，辖区下又分成许多管区(Commandery)，管区首领称为统领(commander)每个管区辖有一连串的城堡，每一个城堡都有一个“考姆瑟”(komtur)来管理，这些“考姆瑟”称为“林业团长”或“渔业团长”等，以此来表明骑士团的经济来源。国家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权利下放和“考姆瑟”拥有最高自主权，以此来适应经济结构各不相同的广大地区的需要。随着领地的不断扩大，骑士团又派出若干支队(Broanch)，主要有普鲁士、立窝尼亚和帝国支队三个主要支队，他们虽然名义上隶属总团长，但有各自的大团长，内部机构和骑士团中央机构类似。在1309年骑士团首府迁到普鲁士之后，总团长直接领有普鲁士和德国省的部分辖区[注：德国省共有12各辖区，其中4个归总团长直接管理，称为chamber-bailiwicks，它们是克不伦茨(Koblenz)、阿尔萨斯-勃艮第(Alsace-Burgundy)、奥地利(Austria)和伯岑(Bozen)]。骑士团的财政来源主要有以下几种途径：1、对波罗的海地区的征服，使骑士团很容易获得了对磨坊、客栈和琥珀贸易的垄断权，这使骑士团聚积了一大笔钱财；2，骑士团一开始就获得了对普鲁士城镇的领主地位，骑士团得到的一部分重要的汉撒关税就是在这些城镇中征收的：3、在托伦它拥有铸币厂，铸币权无疑是一个很大的经济权力：4、各城镇还要向骑士团重要的远征行动给予大量的捐赠；5、它自己还进行贸易、金融活动；6、它拥有庞大的地产，地产税收也是骑士团一项重要的经济收入。
虽然骑士团掌握有雄厚的财力，很容易做到财政的中央集中，然而对财政的运用却是完全失败的。骑士团不像一个政治实体，更像一个经济机构，巨大的中央财政只是被用于商业和金融投资，而忽视了行政、国防以及教育诸如此类的国家建设。在14世纪后期的时候，科尼斯堡和马林堡的两个“最高经纪人”掌握了10万马克的资产，这在当时是一笔巨大的财富。然而骑士团在巨额利息的诱使下，不顾宗教禁律，也不顾意大利著名银行破产的教训[注：意大利两家著名的银行佩鲁齐银行和巴尔迪银行先后在1343年和1346年破产，而英王分别所欠的44000英镑贷款、27000英镑利息和63000英镑贷款、40000英镑利息是造成这两家银行倒闭的直接原因。]，利用这笔巨额资产经营起了银行业，公开以8%-10%的利率进行放贷，这无疑是一种赌徒心理。巨额贷款主要落入英法国王手中，这对维护王权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对于骑士团来说却是非常不利，一方面不能及时的进行军队改革，提高部队战斗力，反而拉大了和周围新兴政治力量的差距；另一方面增加了其投资的风险，在当时信用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的情况下，贷款的追缴主要依靠放贷者的实力。实际的结果也是如此，当骑士团坦能堡失败后，向英、法国王追讨债务时，遭到了拒绝，而自己又无足够的实力。这是骑士团经济破产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第三章 条顿骑士团衰落的政治原因分析
在条顿骑士团衰落的过程中，政治原因比军事原因、经济原因更为深刻、深远。欧洲1000年的中世纪史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是西罗马帝国崩溃之后，欧洲秩序重建的历史。条顿骑士团的兴衰正是体现了这一秩序重建过程的特点。
教俗权力之争。
在西罗马帝国崩溃之后的欧洲秩序重建过程中，基督教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进行了秩序重建的第一步，没有基督教，很难想象这个重建过程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基督教在经过几个世纪的努力之后，到了英诺森3世时，达到了其发展的鼎盛时期。然而基督教除了在人民中间维持和发展精神生活，在人民中间传播一些安慰和生气之外，所能作的并不多。上帝在天国给人们以心灵的安慰，然而人们毕竟还是生活在地上。教士不能为农奴做什么事，基督教也无法独自建立世俗秩序。“对人类社会的驾驶和对人类事务的指导，一直由两种势力分担着：一方面是信徒，即持有一般概念和原则的人、宗教狂热者；另一方面是不理解一切理性原则的人们，他们完全按照周围的情况行事，他们是实干者、自由思想者”。在“宗教狂热者们”主掌了世界几个世纪之后，那些“实干者、自由思想者”们开始向他们发起了挑战。从而掀开了欧洲秩序重建的第二步。
教俗权力之争是由教皇格里高利7世挑起的，所谓“主教授职权之争”。10世纪之前，各地主教的任职权归皇帝所有，新任职的主教必须上报皇帝，皇帝亲自出席他的任职典礼，授给他一枚戒指和一柄权杖，主教成为皇帝的附庸。奥托大帝的时候，将这项主教授职权运用于教皇，使教皇成为皇帝的附庸。10—11世纪天主教会开展了一次重大改革运动一一克吕尼运动，要求修士须过集体生活，教士不得婚娶，以防止教会被世俗社会腐蚀和侵犯，同时鼓吹教皇权力至上，主张教皇有权独揽主教叙任权，甚至有权废黜世俗君主。教皇以此为依据，同皇帝展开斗争，经过半个世纪的较量，1122年，双方签订了《窝姆斯协定》。表面看来，第一次教俗权力之争是由教皇挑起的，实际上是教皇对世俗力量对其挑战的一个回应。第一次的教俗权力之争虽然教皇赢得了一些胜利，但是它导致了世俗力量的觉醒，唤起了世俗力量为重建欧洲秩序的责任感。第二次的教俗权力之争由世俗力量挑起，先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之后是英法国王。皇帝的挑衅没有取得任何成就，但是国王们却取得了巨大的突破。他们对教皇的禁令置之不顾，公开向教会和教士私人征税。而法王菲利普则更进一步，他禁止法国金银外流，断绝了教皇大量的财政来源。法国的法学家们还提出了国家权力至高无上学说，给教皇以极大的打击。之后几十年的“阿维农之囚”，更使教皇的威望落到最低点。
教俗权力之争实质上是双方就欧洲秩序重建领导权的进一步的争夺。这场争夺本身表明了基督教使命的基本完成和世俗力量的不断壮大和觉醒，他们已经不满足于在宗教领导身后的主力军角色了，他们要求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秩序的安排，毕竟世间的事务应该由世间的力量解决。对于条顿骑士团来说，这为他们的发展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条件：教俗双方都竭力壮大自己的力量，而骑士团则奇货可居，炙手可热，它从教俗双方得到极大好处，成为骑士团早期能够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波兰与立陶宛的合并、宗教革命和条顿骑士团的解体。
1386年，立陶宛大公亚盖洛迎娶波兰女王海德维西，波兰和立陶宛合并，立陶宛接受基督教。波兰立陶宛的合并对中世纪的欧洲影响非常深远：它使欧洲最后的一块异教领土皈依了基督教，使欧洲的政治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波兰立陶宛的合并是条顿骑士团对两国进行压迫的直接后果，也是基督教在欧洲精神征服的最终完成，它标志着基督教在欧洲的彻底胜利，我们不知道该为基督教的这种彻底的胜利欢呼还是悲哀，因为它同时也预示着基督教历史使命的终结。合并后的波兰和立陶宛以欧洲最大国家的身份出现，这给秩序重建中的欧洲增添了新的动力和活力，然而对于条顿骑士团来说却是灾难性的。骑士团本身是基督教进行秩序建设过程中产生的怪胎，它存在的基础就在于异教势力的存在和教俗力量的支持。圣殿骑士团由于过早的离开反异教徒的前线，最终成为法王的牺牲品。立陶宛的皈依基督教，使条顿骑士团再也没有存在的理由了，不仅如此，而且由于它控制的巨大的财富和资源，已经成为财政窘迫的新兴世俗力量垂涎的目标。
14世纪的欧洲和中世纪前期的欧洲已经是完全不同了。外来入侵活动没有了，流浪生活在整个欧洲内部停止下来，各族移民都己居有定所。财产成为固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再听从暴力和命运的摆布而天天变动。旧的社会因素和形式行将消失，新的更为集中、更为正规的权力在兴起。在法国，通过百年战争和国王对贵族势力的贬损，对市民和下层阶级的扶植，民族国家和王权政府逐渐形成：英国随着都铎家族的亨利七世登上王座，开始了政治集中、王权胜利的时代：在西班牙卡斯蒂尔王国和阿拉贡王国的联合，国家更集中化了。总之基督教不但失去了对欧洲秩序建设的领导权，而且必须得按照世俗力量的意图从新设计自己的前途了。此时的条顿骑士团己经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作为异教徒的立陶宛不复存在，它己经无法得到教俗力量的支持了，如果它继续高举基督教的大旗前进必然是死路一条，因为基督教的历史使命已经终结：如果它背弃基督教，更为对它垂涎己久的世俗势力提供讨伐自己的口实，结果依然是死路一条。对于条顿骑士团来说可能最佳的选择就是无所作为，坐观时势的变化，以待在有利于自己的时刻进行适时调整。
条顿骑士团意识到了自己面临的严峻形势，而且也抓住了主要的症结。在波兰和立陶宛联合的过程中，它千方百计进行阻挠和破坏，一度使立陶宛和自己实现了联合，据说在坦能堡战役中立陶宛使用的大炮就是骑士团送给的礼物。而且在波兰和立陶宛合并后，骑士团拒不承认立陶宛为基督教国家，说亚盖洛是狡猾的欺骗。虽然骑士团诊对了病，但是却下错了药，它没有静默蛰伏，而是主动挑起战端，这就使它的衰败来的更早、更快。骑士团拯救自己的机会只能期待于基督教的改革，而基督教的改革此时已经开始了。不论引起基督教改革的原因是什么，也不论基督教改革的目的是什么，改革的结果是基督教适应了世俗力量的要求，放弃了在欧洲秩序重建中的领导作用，任由世俗力量进行秩序安排了。基督教改革为骑士团拯救自己提供了契机，然而当宗教改革的浪潮传到波罗的海的时候，对于条顿骑士团来说已经太晚，此时的条顿骑士团已经是破败不堪了。1525年，最后一任总团长阿尔伯特抓住了挽救自己命运的最后一点机会，他拥护新教，解除了自己对教皇的臣服，把普鲁士的骑士团世俗化，成为波兰的一个公爵领。从此，骑士团统治了300年的普鲁士重获新生。
结语
引起条顿骑士团衰落的原因是错综复杂的。最主要的原因在于骑士团是一个军事组织，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家。让一个军事团体承担一个国家的责任骑士团便显得不堪重负了，即使它是强大的，那它也是脆弱的。一些对于国家来说只能算作是突发事件的变化对于骑士团都可能会引起巨大的震动，甚至个人的原因都会决定它的命运。从军事上来说，是骑士团造就了它自己的敌人。在骑士团的步步紧逼之下，波兰、立陶宛等国不断增强自己的军事实力，与骑士团相比较他们的目的更加明确，而且能够吸收最新的军事技术、军事思想成果。相反，骑士团却过于迷信自己的实力而置新出现的军事因素于不顾。早在1242年楚德湖战役中，罗斯人就充分的利用了地形和步兵的巧妙配合，沉重的打击了骑士团，然而在近2个世纪后的战役中，骑士团还是重蹈了覆辙。在同它的对手此消彼长的对比中，骑士团愈来愈变得老态龙钟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引起骑士团衰落的直接原因是强大的对手的崛起。从经济上来说，条顿骑士团的衰落是世俗世界日益步入发展正轨的结果。军事是骑士团的根本，如果军事不再重要了，骑士团也就不再重要了。在基督教向波罗的海地区的荒蛮之地传播的初期，面对剽悍的野蛮人，军事力量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条顿骑士团也便格外的引人注目。随着波罗的海地区大片荒芜之地逐渐的被开发，经济不断发展，城市生活日益繁盛，军事的作用愈益减弱，骑士团也从一个地区建设中的积极力量变成了一种阻碍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反动势力，这不仅遭到新兴各种政治力量的强烈反对，也被传统的政治力量所抛弃。总之，从15世纪或者更早的时候开始，条顿骑士团变成了众矢之的。从政治上来说，条顿骑士团是基督教重建欧洲秩序过程中出现的一个怪胎。它的出现推动了波罗的海地区国家王权建立的进程，它的兴衰体现了西罗马帝国崩溃之后欧洲秩序重建的艰巨性和复杂性。这种艰巨性和复杂性主要表现在拉丁地区人们存在的神筑罗马观念和日耳曼人“对个人自由和人的独立人格的热爱”。这两种因素形成对重建秩序的最大障碍和挑战。对罗马帝国昔日成就与光荣的回忆和神筑罗马的观念是对重建秩序力量权威性的巨大挑战；日耳曼人的自由和独立本身就是秩序的反动，而当这两种力量交织在一起的时候，世俗的维持秩序的力量便无法形成对秩序反抗力量的权威了，不论这种世俗的力量是多么的强大。秩序的建立必须依靠一个有足够威慑力的权威，欧洲人找到了这样的权威——上帝。因此，欧洲秩序的重建经历了两个过程：由罗马为中心向外围的基督教逐步扩张的过程和由欧洲边缘逐步向中心的世俗政治力量的整合过程。基佐又将这个过程归结为三个阶段：初创或形成阶段；试验探索阶段；形成发展阶段。中世纪的欧洲正在依靠上帝的力量逐步摆脱混乱，逐渐形成了构成新秩序的一切必要的因素——国王、世俗贵族、教士、市民、劳动平民、宗教和世俗的权力。而这种新秩序的完成是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在国家中除了政府和公众之外不再有其他重大或起决定作用的政治势力。到了14、15世纪的时候，欧洲正是到了新秩序试验探索阶段的后期和形成发展阶段的初期，条顿骑士团也成为了实现这一进程的最大障碍。从这点来看，条顿骑士团的衰落是必然的，其衰落的军事原因和经济原因与政治原因比较起来便显得微不足道了。
一个地区强权陨落了，但这并不完全是绝望的，骑士团的结局与其说是失败到不如说是新生。它为后世留下了两个重要的遗产：一个是普鲁士的名称，一个是容克地主阶级。普鲁士这个波罗的海地区的荒凉之地，在10世纪之前还鲜为人知，除了野蛮的异教徒，简单的劳作方式，艰苦的生活之外，很难想象它会在未来的世界里会有什么样的作为。条顿骑士团对普鲁士的征伐、开拓，使这一地区逐渐为欧洲人瞩目，使它不仅成为经济活跃的地区，而且成为政治活跃的地区。容克是Junker一词的音译，原意是对无骑士称号的贵族子弟的称呼，后来指普鲁士的贵族庄园主。这些人是骑士团的后裔，他们一方面继承了祖先粗犷、暴决、架鹜不驯、好勇斗狠的作风，另一方面他们又野心勃勃，不乏政治的进取心和远见。当普鲁士和容克二者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的政治面貌便因此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正因为如此，条顿骑士团在欧洲所起到的积极作用要比它的消极作用大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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