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60年12月，当霍华德・杜利见到沃尔特・弗里曼时，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个男人将彻底改变他的命运。这很自然。那时他11岁，对神秘的成人世界毫无兴趣。他那双孩子的眼睛只是注意到弗里曼医生外表上有点特别―――他戴着圆眼镜，衣饰整洁，山羊胡子修剪得一丝不苟。“看上去有点像垮掉的一代，”杜利回忆说：“他待人温厚，文质彬彬，很好相处。我当时一点都不害怕，我根本不知道他将对我做的那些事。”

　　当时的杜利是个孤僻的孩子，喜欢下国际象棋，或者骑着自行车在街上闲荡。偶尔会和弟弟打架，跟父母顶嘴，从厨柜里偷糖吃。他每周都出去送报纸，想攒钱买一台电唱机。根据弗里曼医生的记述，杜利当时高62英寸。总之，他是个普通的孩子，可能有点桀骜不驯，但就他那个年龄来说，一切都显得很正常。

　　但是，与弗里曼医生会面后不久后的一天，杜利醒来时，却发现自己双眼肿胀淤青，而且发着高烧。至今他还记得脑袋的剧痛，和那种背后开衩的病号服带来的不适感。他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我意识一片模糊，仿佛站在一片大雾之中，”杜利说：“我像是被人下了蛊，迷迷糊糊，不理解自己为什么会躺在那里。”

　　他不知道，他已经接受了医学史上最残忍的一种手术：脑白质切断术。在整个过程中，没有任何人―――包括他的父母、医疗机构或国家机构―――出面阻止。更令人困惑的是，似乎没有什么明确理由要给这个孩子动这样的手术。

　　没错，当时的杜利有些游手好闲，偶尔还会惹事生非，但这不是没有原因的：他5岁时母亲死于癌症，父亲罗德尼与一个叫卢的女子再婚，她“冷漠、苛刻”，对天生体格强壮、精力充沛的继子很看不惯，认为他不服管教。两人关系不断恶化，杜利在“精神虐待”中长大，他经常挨打，或者被罚独自一人吃饭。卢一直认为杜利“精神上有些不对头”，不断向精神病医师和心理健康专家咨询，最后她找到了弗里曼。这名离经叛道的内科医生当时被主流机构排斥，在圣弗朗西斯科郊外的洛斯阿托斯开了一个私人诊所。他诊断说，杜利患有精神分裂症。

　　“他很狡猾，经常偷偷摸摸，但总是留下一些罪证，让人们知道他干了什么，”1960年10月弗里曼在杜利的病历上写道：“如果他偷的是香蕉，就会从窗户把皮扔出去；如果偷的是糖果，就会把糖纸丢在现场某个地方……无论别人对他表现出爱还是恨，他都毫无反应；他拒绝上床，但马上又会睡得很香。他大白天会把灯打开。他经常做白日梦，当你问他在想什么时，他会回答：”我不知道。‘他总是目中无人：“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吗？’他的脸上时不时会浮现出一种邪恶的表情。”

　　乱丢东西、神游、挑衅大人―――这些举止对一个12岁的男孩来说无伤大雅，但对弗里曼来说已经足够。保存在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医疗档案记载了弗里曼决定为杜利做手术的经过。1960年11月30日，弗里曼这样写道：“杜利夫人过来谈起了霍华德，情况变得越来越糟，她已经不能忍受。我建议通过手术改变霍华德的人格，杜利夫人说要问她的丈夫。我要跟他聊聊，把这事定下来。”1960年12月3日：“杜利先生和杜利夫人显然已经同意为霍华德做手术。我建议他们什么都不要对霍华德说。”

　　结果，在与弗里曼会面八周后的这天早上，杜利从深度麻醉的昏迷状态中渐渐醒来。医院报告表明，他接受了“前脑叶白质切断术”。一种尖利的钉状物从他两个眼窝上部刺入，阻断了前额叶的神经连接。弗里曼进行这项手术收费200美元。杜利是他最年轻的病人。最令人惊讶的是，他活了下来。

　　“当人们知道他们正在和一个做过脑白质切断术的人聊天时，总会立即显出一副惊讶的表情，”47年后，坐在圣何塞郊外的家中回忆往事时，杜利如是说，“他们以为我应该嘴角流涎、口齿不清。”

　　现在脑白质切断术臭名昭著，连这个名词本身都显得那么畸形和怪异，人们一提到它，就会想到巫师、狂人和邪恶的魔法，还有杰克・尼克尔森在《飞越疯人院》中扮演的那个精神病人。

　　但是在1930到1940年代的某个时期，脑白质切断术被医疗机构视为治疗精神疾病的最先进手段，处于神经外科的最前沿。在安定药和心理疗法出现之前，脑白质切断术被吹捧为灵丹妙药，用于治疗精神分裂和忧郁症等一系列疑难杂症。而且，这种“盛况”不仅仅出现在美国，到1970年代为止，英国的神经科医生们总计做了5万多次脑白质切断手术。

　　现年62岁、已经身为祖父的德里克・哈切森就是其中之一。他说，1971年，未经他的同意，外科医生阿・E・华尔给他做了脑白质切断术，当时他是利兹附近一家精神病院的病人。不过，和杜利不同的是，哈切森在整个手术过程一直是清醒的，一名精神病医师坚持要这样做，说这样有助于修正哈切森的攻击性行为倾向。

　　“那到底是怎样一种感觉？”听到这个问题，电话那头的哈切森深深吸了一口气，中间夹杂着叹息。“那是一种你此生不愿再体会第二次的经历，感觉就像死去了一回，感觉就像有人在用一把大扫帚使劲清扫我的大脑，而我的头像被生生劈开一样。”

　　前额脑白质切断术（leucot-omy）由葡萄牙医生安东尼奥・伊加斯・莫尼兹于1935年首创，主要是在前额两边各钻一个小洞，抵达脑部，切断前额叶的神经联系，希望通过减低大脑发出的情感信号的强度，来减缓精神病的症状。尽管1949年莫尼兹因为这项先锋性的研究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但他一直强调，脑白质切断术只能在其他治疗方法都不奏效的情况下，作为“最后解决手段”使用。

　　毕业于耶鲁大学的沃尔特・弗里曼博士于1936年把这项手术引入美国。弗里曼从学校出来后，到华盛顿大区的圣伊丽莎白医院一个实验室工作。该医院主要治疗精神疾病，占地辽阔，规模庞大，有5000多名病人。但医院条件恶劣，近似于维多利亚时代。当时联邦议会每天只拨给每位病人可怜的2美元，用于支付其伙食、住宿、治疗和看护人员的工资。

　　弗里曼看到这种可怕情形，震惊不已，同时他又希望在医学界扬名立万，于是他对莫尼兹的脑白质切断术进行了发展，并给了它一个新的名字：前脑叶白质切断术（lobotomy）。他与外科医生詹姆斯・华兹合作，于1946年1月17日进行了美国第一例手术，从此出了名，但很快对复杂的手术过程感到厌烦，于是创造出一种不需要在头上钻洞、通过泪腺抵达前额叶神经组织的方法，称之为“经眼框额叶切除术”。他最初使用的切断工具是厨房用的碎冰锥，后来经过修正，又改造为一种更加精致的专用手术工具―――“脑白质切断器”。目击者说，病人接受电击后陷入无意识状态，然后弗里曼拿着尖利的“切断器”，从病人眼窝附近把它由头部骨缝敲入脑部，然后前后移动，以达到损伤前额叶的目的。整个手术过程只需10分钟，在任何地方都可进行，而且不需要外科医生的协助。

　　弗里曼自认为这是一场医学史上的革命，开创了美国精神疾病治疗新纪元，多年中他一直热情万丈地推广这种手术，经常驱车几千英里，去美国各地的医院和精神病人收容所去做示范。

　　《伟大与绝望的治疗》一书的作者艾略特・瓦伦斯丁说，这种手术如野火燎原一样蔓延开来，是因为替代疗法太少。“没有别的办法治疗这些严重精神病人，”他说：“药物直到1950年代中期才引入美国，心理咨询机构人满为患。患者和他们的家属饥不择食，什么办法都想试一试。”

　　到1950年代，弗里曼的事业达到巅峰，忙得不可开交。1952年，他在西弗吉尼亚逗留了两周，做了228例手术，其中一天就为25名妇女做了手术。当地媒体报道说，这个手术看上去似乎比治牙痛还容易。

　　由于弗里曼声名日盛，每次做手术时，都有媒体、同行和好奇心旺盛的人前来参观，场面十分热闹。而弗里曼又有杂技团老板的天性，喜欢让观众吃惊。他有时会一手拿一个冰锥，将它们同时插入病人两个眼窝后面，连护士都被吓得脸色发白。弗里曼一生中共做了3439例前脑叶白质切除术，但死亡率高达14%.

　　而对于幸存下来的人来说，这一手术的后果多种多样：一些人终身残废，一些人则一直生活在植物人状态中。美国前任总统约翰・肯尼迪的姐姐罗斯玛丽生来患有认知障碍症，1941年，在老肯尼迪的坚持下，弗里曼为她做了脑白质切断术。术后罗斯玛丽丧失了语言和行动能力，生活无法自理，余生在不同的看护机构中度过，直到2005年86岁时去世。一名家庭主妇安娜・路斯患有严重的头痛病，1950年去找弗里曼求诊，他建议她做脑白质切除术（他认为这种手术除了治疗精神病人，还可以推广开来对付别的疾病）。结果，安娜的头痛病是治好了，但她的智力从此下降到与一个孩子相当的水平。“就像弗里曼所承诺的那样，她再也不会忧愁了，”她的女儿卡罗尔・诺埃尔说：“她完全不知道正常的社交礼仪。如果有人正在家里举行聚会，她就会径直走过去，自已坐下。”吕蓓卡・韦尔奇的母亲安妮塔1953年因为产后抑郁症接受了弗里曼的手术。此后她一生大部分时间在精神病院度过，现在住在英国一个疗养院里。吕蓓卡每周都去看望她。她认为弗里曼毁了妈妈的一生。

　　不过，这种手术偶然也会在一些精神病人身上产生效果，让他们比以前安静和规矩。他的第一个手术病人是艾伦・伊纳斯科，一名家庭主妇。“那时她有严重的自毁倾向，”艾伦的女儿安吉莱娜・福莱斯特这样描述她的母亲：“手术之后，这些症状都消失了。立即停止了，一切归于平静。我不知该如何解释，总之就好像把硬币翻了过来，看见了截然不同的另一面。很快，很奏效。”两年前记者采访了88岁的艾伦，她住在维吉尼亚一个疗养院。“他是一个伟大的人，我只能这样说。”她说，但她早已不记得弗里曼长什么模样了。

　　事实上，成败相杂正是这种手术不够成熟和精密的表现：这是一种在人们对大脑的特殊机制尚无深入认识的情况下发展出来的赌博式游戏，偶尔会成功，但多数时候满盘皆输。

　　因此，杜利在这群不幸的手术者中堪称异类或者奇迹。单从外表上看，你根本想像不出他曾经动过如此残酷的手术。他说话流利，口齿清晰，眼睛不会乱眨，总之没有大多数脑白质切断术者所表现出来的后遗症。现年58岁的他有一份全职工作，是一所培训学校的司机，他和妻子芭芭拉结婚12年了，有两个孩子：儿子罗德尼27岁、继子贾斯汀30岁。他还养了一只虎斑猫，取名“公主”，我们聊天时它正懒洋洋地在花圃里闲逛。杜利还和记者查理・弗莱明合作，写了自传《我的脑白质切断术》，去年秋天这本书在美国出版，今年3月将与英国读者见面。

　　“从身体上讲，我不觉得自己与他人有任何不同之处，”他说：“我有时会眼睛发炎，这可能是因为他们破坏了我的泪腺。我身上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我的大块头。”

　　杜利虎背熊腰，高6.7英尺，重300磅。当他转身打开电脑，把自己当年手术时的照片逐一放给我看时，手掌完全盖住了鼠标。坦白地说，这些照片看着让人很不舒服。弗里曼是个挑剔的档案保存狂，手术时要求助手在旁用照相机拍下每一个步骤。照片是黑白的：不省人事的杜利躺在那里，嘴巴微微张着。12厘米长的脑白质切断器开始插入他的眼窝。―――看着这些场景，他自己心里是什么感受？

　　“如果非要我描述，那是一种‘失去’的感觉，我觉得我失去了生命中某个完整的部分。”杜利说着，不时停下来喝一口速溶牛奶咖啡。“我喜欢在咖啡里加上榛子味奶油，它让我觉得活着真是值得。”他满意地咂吧咂巴嘴，那把茂密的胡子不停地动着。

　　看起来杜利的生活十分安定和正常，但事实上，整整40年，他都无法开口向别人自己曾经遭遇的这场噩梦。“多年里我提都不提这件事，我觉得自己就像衣柜里的骸骨或者脏床单，是个见不得人的秘密。”“我永远都不可能知道那10分钟从我身上拿走了什么，”杜利说：“出于某种奇迹，我没有变成怪人，或者死去。但它确实影响了我，而且很深。弗里曼说这种手术是为了缓解病人的痛苦，但在我身上它起到了相反的作用。自从做了这个手术，我就觉得自己不正常，为此感到羞耻。”

　　这种情况直到2003年才有所改变，当时一家美国媒体找到他，希望把他的生活拍成一部纪录片。这是他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医疗档案，第一次有勇气面对过去，和父亲谈起这件事。

　　“卢（他的继母）2001年就死了，很多事情已经随她而去，无法得知。我只能向爸爸询问，我想他不是故意想伤害我。他说他当时被卢所操纵，她威胁他说，如果不同意，她就跟他离婚。我爸爸说他只见过弗里曼一面。”

　　说到这里，杜利突然停下来，向后仰靠在椅背上，双手抱在胸前，“你跟一个家伙见了一面，就让他把长钉敲进你儿子的脑袋？”他怀疑地说。

　　他父亲现在83岁了。他从未向杜利道过歉。但讲到这场手术和它留给他的难以抹去的影响时，杜利却表现出令人吃惊的宽容。他说，和父亲的谈话让他倍感轻松。“尽管他拒绝承担责任，但和他坐在一起，坦白地聊起那个手术，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他说，当卢意识到手术并未将他变成“一株温顺的植物时”，就把他赶出了家门。因此，在接受脑白质切断手术后数年里，他不断出入于精神病治疗机构、监狱和拘留所，变成了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他一度酗酒，还吸上了毒，总之是一个不知道何谓正常生活的小恶棍。

　　“我一直在想：我做了什么坏事该受那样的惩罚？我是不是永远都不会正常了？最重要的是，为何我父亲会听任这一切发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对社会都满怀敌意，但我总算走过来了，现在不想再去细述那些日子。我为发生在我身上的事谴责一切，包括我自己。我曾经是个令人头痛的小混混，卢想找个法子把我从家里赶出去，想找个一劳永逸的解决之道，而弗里曼则需要一个实验对象。他们俩不谋而合……然后，就是那样了。”

　　至于弗里曼，“我不认为他是一个魔鬼。我想他只是被误导了。他试图去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但后来他就上了瘾，无法从贼船上下来了。这才是问题所在。”

　　在很多方面，沃尔特・弗里曼和他的病人一样，充满着人性弱点。他1895年出生于费城，从小眼前就矗立着一个榜样：他的祖父威廉・肯是位杰出的外科医生，是美国第一个成功为病人摘除脑部肿瘤的人。弗里曼一直生活在祖父的阴影中。“他当时部分是为病人着想，希望为他们去除痛苦。另一方面，他也有着强烈的成名欲望，希望尽快干出一鸣惊人的大事，成为一个人物，”弗里曼传记《脑白质切断者》的作者杰克・艾尔・海解释说：“随着他与脑白质切断术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他也开始变得越来越不理性。”

　　主流医疗机构越是嘲弄和怀疑弗里曼的方法―――1950年代中期，随着弗洛伊德心理分析法的流行和氯丙嗪等安定药物的出现，脑白质切断术渐渐失宠―――弗里曼就变得越敏感和自负。他对所有批评都表现得不屑一顾，还写出尖酸的打油诗攻击对手，宣称自己“宁可犯错也不愿平淡”。到1960年代弗里曼为杜利做手术时，他只能开设私人诊所了―――没有公立医疗机构愿意与他扯上关系。1967年2月，弗里曼做了他最后一个手术，病人是家庭主妇海伦・莫特森。她死于脑出血，弗里曼的职业生涯就此结束。他卖了自己的房子，周游全国，到处野营，顺便看望过去的病人，绝望地企图证明他的手术令数千人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虽然弗里曼在专业领域的“名声”很大，他的家庭生活却并不如意。他的妻子马乔里是个酒鬼，他本人则有情人无数。1946年，弗里曼亲眼目睹了11岁儿子吉恩的恐怖死亡过程。当时他们正在约塞米蒂国家公园参加一次野营活动，吉恩跑到一个瀑布旁边，想给瓶子灌满水，结果失足掉下山崖，被峭壁撞得面目全非。这一悲剧对弗里曼的影响肯定非常大，尽管他余生中很少提及此事。14年后，当他第一次见到11岁的霍华德・杜利时，曾提议两个人一起出去徒步。“弗里曼面对霍华德时，认为自己是在出手帮助解决一个家庭危机，而非只是治疗一个男孩子的精神疾病。”艾尔-海说：“但是，不管怎么说，他对杜利所做的事都是无法原谅的。”

　　尽管弗里曼最终给杜利和其他病人造成了不可饶恕的伤害，但从本质上说，他不是一个坏人。1972年他死于一次癌症手术的并发症后，他四个仍然在世的孩子―――沃尔特、弗兰克、保罗和洛恩―――齐刷刷地站出来，为父亲的一生辩护。他们当中有两人继承“祖业”：保罗是圣弗朗西斯科一名精神病医师，而老大沃尔特是加州大学神经生物学名誉教授。

　　沃尔特的双胞胎兄弟、80岁的弗兰克过去是个保安，现在过着简朴的生活。他住在圣卡洛斯一栋两层小楼里，距霍华德・杜利的家只有半小时车程。他个头高大，打扮体面，穿着双排扣的深蓝色外套，精心打着领带，还别着一枚小小的金色领带扣。“他是个了不起的父亲，”弗兰克说，他的房间里摆满了纵横字谜和迪克・弗朗西斯的小说：“他很爱我们，虽然工作繁忙，却总是设法抽出时间陪伴我们，每年夏天都带我们到全国各地去野营。”

　　弗兰克21岁时，曾获父亲邀请去观看一场脑白质切断手术，他还清晰地记得“眼窝组织被切断时那小小的声音”。“手术只花了六到七分钟，爸爸一直在做详细的解释。”事实上，弗里曼第一次做脑白质切断手术所用的碎冰锥来自他们家厨房的抽屉。“我们家有好几个，”弗兰克兴致勃勃地说：“我们过去常用它在皮带上打眼，因为个子一长大，原来的眼就不够用了。我非常为父亲骄傲。我真心认为他受到了不公平对待。他是一个干涉主义医生，一个勇于采取行动的先驱。”

　　但是，不管弗里曼“干涉”时怀有多么良好的愿望，弗里曼终生对于荣耀的追求意味着当他的方法弊大于利时，他会视而不见。我问弗兰克，弗里曼在年幼的霍华德・杜利，一个大脑还未发育成熟的小男孩身上进行脑白质切断术，是不是有些过分呢？

　　“这个……”他停顿了一下，把双手放在膝盖上：“我跟霍华德聊过两次（2003年那部纪录片要播出时，杜利曾致电弗兰克），他说，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越来越恨继母，而她也很害怕他。他当时不服管教，跟别人很难相处，换句话说，让人担忧。我相信如果继续那样下去，他一定会进监狱或者精神病院。像霍华德这样的人经常会进行脑白质切断手术，迟早他们会改邪归正。霍华德这些年来确实做到了自己谋生，而且他还结了婚，生活很愉快。”

　　现在已经不可能知道，如果很久以前那个秋天，杜利没有走进沃尔特・弗里曼的办公室，他的生活将向怎样的方向发展。也许会像弗兰克所说的那样，一塌糊涂，不可收拾，也许会和现在一样，也许还会更好。但是，最大的悲哀是，霍华德・杜利从来没有过选择的机会，而且永远不会再有了。编译：Dawn

　　■脑白质切断术历史

　　1890年：德国科学家FriederichGolz在实验中发现，切除狗的颞额叶后会产生镇静效果。

　　1892年：瑞士医生GottliebBurkhardt在六名患有精神分裂症的病人身上进行了类似手术，四人出现行为改变，两人死亡。

　　1936年：葡萄牙医生安东尼奥・伊加斯・莫尼兹发明了脑白质切断术，但建议只在其他方法都不奏效的情况下使用。

　　1945年：美国医生沃尔特・弗里曼发明了“冰锥切断术”。采用局部麻醉，只需几分钟，把冰锥插入眼窝后方的骨缝里，然后经过操作，损害前额叶。

　　1946年：第一例脑白质切断手术在敦提的玛丽菲尔德医院进行。这一方法从此沿用了30年。

　　1954年：安定药物氯丙嗪获得批准，用于治疗精神分裂症，使得脑白质切断术逐渐失宠。

　　1960-1970年：社会学家对脑白质切断术进行了详细研究，认为它是一个“心理化社会”的工具，德国、日本、苏联相继禁止这种手术。英国、芬兰、印度、瑞典、比利时、西班牙在极端情况下仍作为一种治疗手段少量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