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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ad topic: 也说周扒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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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说周扒皮

莫树吉
　　题记：本文节选自我即将写成的书稿《真人高玉宝》（暂定名）。标题是现改的。

　　一段时间以来，网上有不少贬低高玉宝和颂扬周扒皮的文章。对待前者，有些人凭空捏造材料，言论几近诋毁的程度。而对待后者，有表示要为其平反的，也为要为其正名的，甚至还有人大声疾呼要向其学习、继承其精神。
　　平心而论，这两个人也跟我们大多数人一样，一个并非十全十美，另一个也不是一无是处。人无完人。其实，我们大可不必去孤立地、片面地或割断历史地去“贬高扬周”，也不应该对他们求全责备或文过饰非。
　　几天前，即2008年10月21日，我就网上的这类议论再度访问了高玉宝老人，想请他谈谈看法。我向他摆出了这种种现象，也向他请教了一个个问题。对于这些现象，高老说，已经引起他的关注，并且早就想跟持不同观点的人坐下来平心静气地唠一唠。
　　而对于我提出的各种问题，诸如：我们应该怎样阅读和理解您的“自传体小说”《高玉宝》及《高玉宝续集》？“自传体”是否等同于“自传”？自传是真实的，“自传体”式的作品是否也是真实的？应该怎样看待以上两本书中、包括“高玉宝”在内的人和事？
　　高老的回答简单而中肯。在讲到他与书中主人公的关系时，他复述了我们许多读者早已知道的这16个字：“似我非我，他中有我；所见所闻，集中概括。”
　　既然如此，我理解这两本书均离“自传”甚远。也就是说，它们包含着很多、很大的虚构成份。对此，高老没有提出异议。高老说，他原本写的的确跟自传一样，讲的全是真人真事。比方说，他有3个爷爷、两个姐姐，写的就是3 个爷爷和两个姐姐。只是后来经行家指点，才改写成了“经过文学加工”的所谓“自传体小说”。而且时至今日，高老也说不清这种文学体裁的准确定义和应该把握的尺度。
　　据高老说，他在动笔写书时仅会写百十来个字，也从未学过什么文学创作理论，即便是在已经写出《高玉宝》初稿并光荣地出席原中南地区文代会时，他还仍然“出尽了洋相”。他既不知道鲁迅先生是谁，也不晓得大文豪高尔基是哪国人，“还以为，高尔基就是我们高家人”。
　　我接着问：周扒皮是否实有其人？高老的回答是肯定的。他说：“周扒皮是个有血案的恶霸地主。他的确是在被批斗时，被愤怒的群众活活打死的。他干的坏事、丑事比我在书中写的要多得多。我是给他留足了面子的。当然，实事求是地说，土改那时，在执行政策方面，也并不是在全国所有的地方、也不是在对待所有人的问题上都没有出一点偏差、没有一点错误。也不光土改是这样，我国的任何一个运动都概不例外。至于周扒皮，究竟该划定什么成分、该不该平反或正名，现在讨论似乎意义不大。因为，他的子孙后代们，完全没有必要为他背上什么‘包袱’。”
　　在访问结束时，高老深感歉疚和遗憾的是，他觉得当初不应该在改成不伦不类的“自传体小说”后，仍用的是一些人的真实名字。这其中，既包括周扒皮，也包括他本人。
　　我国著名军旅作家陆柱国先生曾在《高玉宝续集》序言中这样说过：“我认为50年前的《高玉宝》，自传成分要多于小说；而现在的《高玉宝续集》，小说的成分要多于自传，或者说本书的艺术含量超越了50年前的《高玉宝》。”
　　周扒皮的真实名字叫周春富，是个恶霸地主。
　　这里，要给他“树碑立传”，实在是事出有因。
　　一则，周扒皮无论是在有很大虚构成份的小说《高玉宝》里，还是在真实的生活中，都给过“高玉宝”以极大的影响；二则，周扒皮是个很有个性、“知名度”很高、也引起过颇多争议的人物。
　　周扒皮是和平村比较富裕的地主。他个子不高，却长得脑满肠肥。一双贼眉鼠眼老爱滴溜溜转，总喜欢盯着别人家的东西。他肚子里弯弯很多，没有人能完全看穿他对付穷人的鬼把戏。就连他的老婆、儿子、儿媳妇也弄不明白，他究竟有多少算计家人和外人的鬼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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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也说周扒皮
　　日本鬼子占领村庄后，为了笼络人心，有时也给穷人配点火柴、豆油、面粉什么的。
　　那时，火柴很难买到，多数人用火镰打火。过年过节时，鬼子才给每家每户配上一盒。这火柴是通过地主周扒皮开的杂货铺分给穷人的。本来，一盒火柴并不多，可到了周扒皮那儿，他又给拿出一些。穷人来领火柴时问他怎么这么少？周扒皮冷笑一声：“哼，你嫌少？嫌少你就别要！你不要，拉倒！”
　　瞧，周扒皮就是这副德性
　　鬼子配的豆油，也不是什么好豆油。到了周扒皮那儿，他也给克扣不少。周扒皮这个人很会动脑筋、很会熊人（大连话）。他用带壳的红高粱熬成汤掺进豆油里分给穷人。穷人领回豆油舍不得吃，留着过年时点灯供老祖宗，可是怎么点也点不燃。好不容易点着了，只听到“呲呲”两声又灭了。
　　要说鬼子给配的白面，更不是什么好面粉，都是捂了坏了的。即便是这样，一到了周扒皮那儿，他照样要“扒”去一层皮。他让人用细箩把细面粉筛出来自己留着，然后把乡下种的白苞米磨成面粉掺进去分给穷人。穷人领回家后，想用它包顿饺子过过年、供一供可怜的老祖宗。可是，饺子一搁锅里就全都碎了。他不光让活着的穷人过不好年，也让穷人的老祖宗没好年过。
　　那个时候就是这个样子。日本鬼子的掠夺，地主老财的剥削，弄得穷人没法活下去。周扒皮和日本鬼子对穷人干的种种坏事，很早就在玉宝的心里埋下了仇恨的种子。不管过了多少年，也不管社会怎么变化，一提到地主，一说起周扒皮，高玉宝就记忆犹新。可见，他决不是那种好了伤疤忘了痛的人！
　　高玉宝把地主分成洋地主、半洋地主和土鳖地主等3种类型。在他看来，洋地主，就是在城里有工厂、有商店，在村里有庄园，自己住在城里，大老婆小老婆成群，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所有孩子都能送去念书的地主。半洋地主呢，住在城市郊区，以雇工种地为主，兼在城里开店铺、开工厂的地主。他们由于受洋地主的影响，也娶妻纳妾，也能把孩子都送去念书。土鳖地主呢，就是只能雇工种地和在农村开开作坊、有钱也不怎么送孩子读书的地主。
　　周扒皮是个土鳖地主。他家的孩子不能随便念书。周扒皮有个规定，长子只能上学念4年书，从全家的财产里面拿钱来供。其他几个儿子和姑娘都不能上学念书。所以，他那些孩子小的时候，也只能呆在家里打打闹闹，撅起屁股撒欢。
　　那时，在孙家屯周围没有学校。也没几个识字的人。周扒皮有钱，不让孩子读书。穷人家的孩子想读书，又没钱。别的地主也不像周扒皮那样，本地没有学校，他们就把孩子送到复州城或瓦房店念书。个别地主还送孩子到殖民统治的大连上学。
　　周扒皮的5个儿子大了以后，有的赶大车、有的开粉坊、有的开油坊、有的开染坊。那个孩子干什么，都是有分工的，都由周扒皮一人说了算。
　　周扒皮不光剥削穷人，对老婆以外的家人也很苛刻。他对儿媳妇们更是算计有加。几个媳妇轮流做饭、做菜、搞卫生、推磨压碾或回娘家，也可以在屋里忙忙自己的。但是，必须各就各位，不得偷闲耍滑。
　　周扒皮这个土鳖地主平时也跟村里多数男子一样，腰间系根布带子，出门时肩上挂个粪筐子，手里拿个粪叉子，见到人粪狗屎也捡。他不光自己捡，还经常使唤儿孙们去捡。他对儿孙们说，小什么小什么南边有泡狗屎你去给我捡回来，小什么小什么东边有堆牛粪你去拾回来。
　　儿孙们一听，挽起筐子就赶紧去。究竟有没有呢？没有！傻里傻气的孩子出去转了转，空着手回来，挨一顿揍：“傻瓜蛋！让别人捡去了。出去，给我捡到了才回来吃饭。”聪明点的孩子一出门就到处找，捡到了才回来。周扒皮一看，笑了：“嘿嘿！倒猪圈里去！快吃饭！”
　　周扒皮很凶。他不叫孙子去吃饭，媳妇们就都不敢吱声。他对几个儿媳妇，想骂就骂，想打就打。媳妇的娘家人实在看不下去了，就出来讨个情面，周扒皮不听。周扒皮说：“你们管不着！进了我的门，就是我周家人。这是我的家规。”

3 也说周扒皮
　　周扒皮对儿媳妇非常刻薄。大年三十，中午给她们做顿豆腐吃，就算过年了，就很不错了。就连这顿豆腐，他也不让儿媳妇们吃好。他当面一句、背后一句地挑拨这个媳妇跟那个媳妇闹矛盾，让儿媳妇们之间吵吵闹闹，一个个争吵得脸红脖子粗。儿媳妇们一气之下，饭不吃了。不吃正好，一顿饭就给他周扒皮节省下来了。
　　可是，周扒皮和他老婆就不一样了。他周扒皮是一家之主啊！每逢过年过节，老周扒皮也杀猪宰羊。他让人把肉切成方块方块地连同内脏一起煮好，用盐腌起来保存好，留着供他和老婆慢慢享用。还弄些鸡呀鸭呀蛋呀他俩吃。孙家屯离大海不算太远，他就久不久让手下人去海边弄些海鲜回来给他和老婆解馋。
　　周扒皮吃饭时，在炕上摆一张8寸高的大方桌。桌上摆满鸡鸭鱼肉。老婆坐在炕里边，他坐在炕外面。周扒皮每顿饭都要喝点自己用大缸酿制的红酒。几个儿媳妇站在炕前侍候。这个给倒酒，那个给夹菜，还有的专门给端茶递水，热天还要给他扇扇子。
　　周扒皮泯一口酒，吃点菜，放下筷子，眯上眼睛，想半天。然后，再喝一口酒，再用一点菜，再闭上双眼，又要想半天。谁也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他老婆吃完饭身子一歪，一倒头就呼噜上了。他还在那慢慢喝、慢慢吃、慢慢品，一顿饭要吃很长时间。媳妇们要等他吃完收拾好，才能回屋自己弄吃的。
　　周扒皮对儿媳妇不好，对儿子也不怎么样。他让儿子跟长工们吃一样的饭菜。一天三顿饭，吃的都是苞米、小米和高粱米。菜呢，无非就是土豆、萝卜、大白菜。不过，周扒皮上有政策，他的孩子们下有对策。一连几天在家里吃不到荤腥的以后，他们就跑到外面去解馋，背着他爹胡吃海喝。反正他们手里有的是份子钱、私藏钱。
　　周扒皮这人很古怪！不仅刻薄，爱琢磨人，还什么东西都想要，要不成就变着法子偷。
　　和平村有个姓穆的老太太，七十多岁了，是个小脚，三寸金莲，走路都晃晃荡荡了。家里很穷。那时的农村通常破开葫芦当瓢用。穆老太太的菜园里种了一大棚特别好的葫芦。那葫芦结得又多又大又好看，人见人喜欢。老太太每天都颤巍巍地提个瓦罐给葫芦浇水。从春浇到夏，从夏浇到秋。
　　这天穆老太太照常提着一罐水缓缓地来到葫芦架下。她猛然发现几个快要收摘的葫芦不见了。气得老太太天天骂大街：“谁家的孩子不懂事，偷了我的葫芦。我都这么大岁数了，你给我留两个行不行？留一个也好呀！谁偷了我的葫芦简直不是人，是4条腿的畜牲！”
　　有天一大早，穆老太又骂开了。周扒皮看见穆老太太指手划脚地骂个不停，就猫笑猫笑地走到老太太跟前装好人：“老嫂子，你骂什么呀？”
　　穆老太告诉周扒皮：“家里的葫芦被哪个短命的偷了。”
　　周扒皮听了，先是一愣，随即又眨巴眨巴眼睛。他看看旁边没别人，就又向老太太跟前靠近一步，对着老太太的耳朵说：“老嫂子，你以后不要骂了。看你骂得多难听呀！我告诉你，你可不要讲是我说的。”
　　穆老太点点头。
　　周扒皮再看看四周无人，就小声地说：“前几天，我看见阎家二小子，一路过那儿就一个劲瞅着你的葫芦，我看十有八九是他偷的。”周扒皮说完背着手，哼着小曲，很快就从穆老太太身边溜走了。
　　从这以后，穆老太就不满大街地骂了。她把靶子对准了阎家二小子。每当阎家二小子从她身边走过，她就“呸”地吐一口唾沫，紧跟着就数落起来。
　　阎家二小子一直蒙在鼓里，也不理会。你骂你的，你吐你的，我走我的，看看老太太这么大岁数了犯不着跟她理论。就这样，一骂就骂了好几年。一直骂到土地改革，打土豪、分田地。
　　那时，高玉宝已经学完木匠回到村上，跟阎家二小子一起当民兵。周扒皮已经被民兵关押起来。周扒皮的家也被封了。在分周扒皮家粮食的时候，穆老太拿个小口袋来了。她一进粮仓，一眼就看见自己被偷的几个葫芦一个不少地躺在周扒皮的粮囤里。

[ 此贴被Pucs在2009-02-17 18:07重新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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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周春富的腰间常年捆着破布条，“从不闲着”，他一辈子最大的努力就是勤俭，勤俭，然后买地。1947年，在土改的暴风骤雨中，这个富户家长被划为“地主”，并且死于批斗中。而以周春富为原型塑造的“周扒皮”，成了中国家喻户晓的“地主”代表。

1947年，黄店屯村发生了三件大事：第一是这年6月，***打回来，村子“二次解放”了；第二是工作队进村，发动大伙搞土改，“平分了土地”；第三则是，村里的大户——老周家的户主周春富死了。

黄店屯村位于辽东半岛中西部的复县（今瓦房店市）。东北光复不久，八路军接收了伪满政权，1945年10月，复县民主政府成立，黄店屯村也随之“解放了 ”。可没想到，一年之后，国民党军队又打进来。又过了半年，辽东地区东北民主联军反攻胜利，黄店屯又迎来了“二次解放”。

“二次解放”后，黄店屯最激烈的变化，就是土改工作组进村了。工作队来的时候，是12月，村里的老人们回忆，“工作队的人当年大都是兵，还有干部，有从沈阳来的，有从胶东来的。”

也就是在这个月，随着土改的进行，周家的户主周春富，被当作“阶级敌人”的典型，打死了。

家业

“老周家也是闯关东过来的。”83岁的黄店屯农民阎振明说。具体哪年哪月从山东迁来的，周家后人也不明晓，周春富的玄外孙孟令骞推测，大概是在清初。

和东北其它地方一样，复县长期地广人稀。清初召民垦荒，一些山东人来到这儿。雍正十二年（1734年），人丁才增至5278名。当时，八旗官兵“跑马圈地 ”，戍边官兵“按丁授田”，包括周春富的先辈在内的移民们，则自己动手垦荒。周家的先祖在这里定居下来，开荒、种地、生孩子，一户人就这样繁衍生息下来。

后来的移民，能选择的好地越来越少，有人干脆租地。天灾人祸、家道中落等变化，也会导致土地的流通和集中。即便如此，这里的人地关系远没有中原地区紧张。民国三年（1914年），政府丈量登记，明确土地所有权， 3年后统计，复县共有耕地面积1517570亩，农户46610户，其中87%是自种户、自种兼租种户，仅有少量农民完全靠租地为生。

周家到了周春富这一辈，并不算富裕，按阎振明的说法，周春富“继承了一些土地，但不多”。但在周春富看来，那些浮财不过是过眼云烟，只有土地才是结结实实的保障，地里出一家人的吃喝，子孙也能受益。

于是，这个勤俭、精明的农家子弟，开始一点点地攒钱、置地。他的勤俭甚至到了苛刻的程度。在黄店屯，年长些与周春富有过接触的老人都知道，“周春富这人无论吃的还是穿的，都很寒碜，裤腰带都不舍得买，是用破布条搓的。”周春富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抠门。一个流传甚广的细节是，“周家吃剩的粉条用筷子捞出来，放到盖子上晒干了日后吃。”

在周家做过多年长工的王义帧回忆说，周春富从“从不闲着”，伙计铡草的时候他帮着续草，他续草铡出的苞米秸长短匀齐，牲口爱吃。“有个特殊要求，无论是伙计还是儿女媳妇，干活时不准穿红挂绿，怕粘灰就不能撒手干。”

“周家院子里是不能有鸡粪的，孩子回家了就拿起小铲子往院坑里拾掇。家里不养牛养骡马，脚力快也干净。我在他家要早起。他家人养成了习惯，冬天天没亮点了火油灯，家里人做饭的做饭，喂牲口的喂牲口。人家都起来了，你伙计还能赖在被窝里吗，起来没有事掴着筐拣狗粪。”2006年，王义帧在接受周春富的玄外孙孟令骞访谈时回忆说。

在黄店屯，老周家的5个儿子也让人羡慕，“家里人手多，大儿子干农活，二儿子管家，三儿子赶车，几个儿子都有分工，个个勤快。脑子也灵，都能挣钱。”

为了更多地了解自己的太姥爷，孟令骞多年来寻访了几十个与周家有交往的人，据他介绍，周家“挣钱了就买地，地多了就雇长工，从三五个到七八个的时候都有。太姥爷和长工一样干活，一大早就赶马车出去，回来挂一胡子霜。”

长工王义帧对周春富买地的嗜好印象深刻：“老头把家，就愿意买地。和人家在地头说话，末了就问，你卖不卖啊？”

周春富凭借自己多年的努力，为周家积攒了一大份家业。1947年，也就是土改队来到黄店屯的那一年，这份家业包括40天（约合240亩）土地，还有“四大坊”——油坊、磨房、染坊、粉坊以及一个杂货铺。

阶级

在土改队到黄店屯来之前，周春富对“土改”这个词儿已不陌生。此前一年5月4日，**中央发布《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决定放手发动与领导群众运动，“从地主手里获得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东北党政军万余干部下乡，在各地党委领导下组织了许多小型工作队，半个多月的时间就迅速掀起了土地改革高潮。

“土改”很快成为东北农村的流行语。不过，1946年那次土改跟周春富没太大关系。当时的主要内容是“减租减息”以及分配“敌伪大汉奸”土地给无地和少地农民，周家没土地出租，也没人当汉奸，算不得改革对象。

1947年年底，当土改工作队第二次进村的时候，周春富年逾花甲，和黄店屯的其他老人一样，他夏天上身不爱穿衣服，后背晒得黑紫黑紫。如果没什么意外，他也快像其他老人一样，不用再自己下地，把土地彻底交给下一辈，自己含饴弄孙。

但周春富的命运却因为一纸通知而发生了彻底改变。这年10月，**中央召开全国土地改革会议，之后发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东北局发出《东北解放区实行中国土地法大纲补充办法》，辽宁各地党政领导决定，“贯彻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打击地主，消灭地主阶级的阶级路线”，“彻底解决平分土地问题”。也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这一年12月，**复县县委抽调上千名干部，组成工作队进村了。

早在1933年，毛泽东在《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一文中，对农村的阶级关系进行了分类。那些“占有土地，自己不劳动，或只有附带的劳动，而靠剥削农民为生的，叫做地主。”“地主剥削的方式，主要地是收取地租，此外或兼放债，或兼雇工，或兼营工商业。”而对富农的描述则是，“富农一般都占有比较优裕的生产工具和活动资本，自己参加劳动，但经常地依靠剥削为其生活来源的一部或大部。富农的剥削方式，主要是剥削雇佣劳动（请长工）。此外，或兼以一部土地出租剥削地租，或兼放债，或兼营工商业。”这一分析成为农村社会关系分析的主要依据，但是按此判断，周春富似乎划为富农更合适，因为他雇佣了长工，但并无土地出租。

学者黄宗智则把这类人，称之为“经营式农场主”——他们雇佣了3到8个，耕种100到200亩土地。在黄抽取的33个村庄的样本中，有17个村庄里有这样的农户。

对于这些“经营式农场主”，最初在1942年，**内部曾提出应当视作为资本主义，而不是封建主义的，应当和富农归为一类。因为党内很多人看来，资本主义比封建主义要先进。

但在1947年的大环境下，这些理论上的划分只是参考，村内的政治氛围和工作组的工作方式决定了一切。在黄店屯，拥有20多口人，200多亩土地的周家最终被划作了地主。人均十亩地，在地广人稀的东北农村，算不得突出，但周家除了土地，还有几个坊铺，这在村里是被认为“很有钱”的象征，而“有钱”，则是划分阶级，平分财产的一个前提。周春富费尽心思积攒起的家业，最终成为了致命的包袱。

同样在黄店屯，拥有40多亩地，10口人的阎振明家，被划为中农。阎振明回忆，黄店屯以及附近三个屯，有300多户，被划为地主富农的有六七户，贫农和雇农不到20户，其他都是中农。

批斗

革命作家周立波，在1948年出版了长篇小说《暴风骤雨》，故事内容即是1946年到1947年的东北农村土改，可以看作是黄店屯土改的一个背景说明。

在小说中，“土改工作队”的萧队长率队进驻元茂屯。他们调查研究，组织队伍，发动群众，在《白毛女》的歌声中，通过“诉苦会”等多种形式，不断强化农民对地主阶级的仇恨，调动他们参加土地改革的积极性。于是，村民们逐渐意识到，村里的富户不仅有钱，不仅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东家，不仅是乡亲，而且是“我们的阶级敌人”。

1947年12月的某天，黄店屯的男女老少都被通知去村小学。“周春富被拎过来，贫下中农代表们控诉完毕之后，上去围攻，打啊踢啊。” 阎振明至今还记得当年的场景。

“你踢了吗？”阎振明一楞，沉默了两秒钟，脸扭向一旁，苦笑着说：“谁敢不踢啊，阶级斗争，阶级一划分那就是敌人。你不踢，不表态，就说明阶级立场有问题。”

在这样的氛围中，周春富的一些问题，逐渐被“挖掘”出来。一个当年在周家放过猪的小孩，若干年后回忆，“这地主真太可恨！周家的四个儿媳妇，得被他逼着干活！一个月头10天，大儿媳妇做饭，二儿媳妇做菜，第三个儿媳妇当‘后勤部长’，推碾子拉磨什么都干。这10天四儿媳妇可以‘休息’，给孩子缝缝补补做衣服。下一个十天，就按顺序‘轮岗’……对家人他都这么抠，对我们扛大活的长工，你想想得狠到什么地步！”

这种忆苦思甜式的批斗方式甚至一直持续到文革。文革中，时任革委会主任的孔庆祥找到曾在周家当过长工的孔兆明，要他上台讲讲周春富的问题，对贫下中农进行再教育。他是当年周家4个长工里年龄最小的一个。

孔兆明上台开始讲周春富如何剥削长工，讲着讲着不自主地说起，老周家伙食不错，“我们吃的是啥？吃的都是饼子，苞米粥，还有豆腐，比现在还要好。” 干部们一听，急了，赶快拉他下来。

60多年过后，当“阶级斗争”不再流行，周春富的苛刻似乎被逐渐淡忘，而他为人“厚道”的一面也慢慢被追忆起来。曾在周家打过短工的孔宪德说，“农忙的时候，就去帮忙，好吃好喝不说，你还得给我工钱，不给工钱谁给他干？一天的工钱还能买十斤米呢。你不好好待我，我就不给你干。”而孔宪德的哥哥孔宪丞在周家做过多年的长工，“一年挣8石粮食，养活全家。”老长工王义帧则说：“都说老头狠，那是对儿女狠，对伙计还行。没说过我什么，我单薄，但会干。老头说，会使锄，能扛粮就行。”

但在1947年的大环境下，这样带有传统乡村温情的话语是不可能得到表达的。“我经常听父辈们回忆，唉，人家周家有那么坏吗？但那个时候谁敢说他好？”1947年，赵桂春出生于黄店屯附近的黄堡屯。61年后，她坐在大连图书馆，看书，反思以前的事儿：“在暴力面前没有人道，在血面前谁不恐惧？”

暴风骤雨很快席卷了周家，“数不清的脚踏进院子，翻箱倒柜挖地刨坑，然后把筛糠样的地主老财父子婆娘揪斗到街上戴高帽挂铁牌，鞭棍啐骂一浪高过一浪。太姥爷的几个孩子扶着破碎的窗棂惊恐万状。亲朋们早就鸟兽散或作壁上观或劈天跺地划开界线。” 孟令骞根据自己的寻访复原了当时的情景。

土改

周春富的遭遇，只是1947年“平分土地”运动中，地主命运的一个缩影而已。包括《中国的土地改革》在内的不少史志都记载，一些地区在1947年冬至 1948年春，“挖财宝”运动成为风潮，不仅仅如此，还发展成了“打堂子”运动。开始还以村为单位，即让地主、富农净身出户，把他们的财物都拿来分掉。后来觉得本村的是熟人或亲属，不好下手，便发展成为以区、甚至以县为单位的“联合打荡”，在村与村、区与区之间互相“扫堂子”。

在重新划分阶级，彻底平分土地的大风潮下，不仅仅是地主，就连一些中农也未能幸免，在山东黄县，“同一时间封了全县各村地主、富农和部分中农的门，将其全家扫地出门，没收全部财产，实行武装管制，并责令一切富裕些的农民献房、献地、献东西。”

面对土改逐渐“暴力化”，“左倾”的现象，毛泽东表示了隐忧。1947年12月25日，**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谈到，“农村户口中，地主富农只占百分之八左右……中农、贫农、雇农合占百分之九十。”他还提到，对杀人问题，不可不杀，不可多杀。只要不积极破坏战争，破坏土改的人，都可不杀，要从群众的利益着想，把这些人当作劳动力保存下来。

1948年2月15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中又一次强调：“反动分子必须**，但是必须严禁乱杀，杀人愈少愈好。死刑案件应由县一级组织委员会审查批准。政治嫌疑案件的审判处理权，属于区党委一级的委员会。”从那以后，“暴力土改”日渐降温，局势慢慢缓和下来。

但周春富显然没有等到那一天，几乎是土改刚刚开始不久，他就被“**”了。周春富具体是怎样死的，由于没有正常的法律审判程序，已经找不到档案记载。村里的一些老人们说，周春富就是开批斗会时，被活活打死的。

而那个给高家放过猪的那个小孩，多年后回忆，“周春福（富）让人民政府召开公审大会给枪毙了！那天我们家乡人山人海地去看，尤其是老人们都非常高兴。”

典型

周春富的死，在这样的大风潮下，并算不得什么特别突出的事件。但让周春富“扬名”的则是另外一件事情。周春富死后两年，那个曾在周家放过猪的小孩，参加了解放军，在行军打仗的途中，开始动笔根据自己的经历撰写长篇小说。

后来，“在总政文化部首长和解放军文艺社领导、编辑的关怀、帮助下，在老作家荒草同志的具体指导下，我每天加班加点，废寝忘食，反复修改书稿。《解放军文艺》把我改出的书稿全部连载了。”

这个小孩，就是著名的“文盲作家”、“战士作家”高玉宝。1955年4月20日，中国青年出版社首次出版了单行本的自传体小说《高玉宝》。高玉宝讲述了一个小孩子在一家周姓地主家备受剥削，最后走上革命道路的故事。

小说的第九章，叫做《半夜鸡叫》。在这个故事里，绰号“周扒皮”的地主，为了让长工早起干活，半夜钻进鸡笼学鸡叫，最后反被长工们戏弄。《高玉宝》在国内外有二十几种版本，仅汉文版印数就高达450多万册，并被改编为24种连环画和12种文艺演唱形式及其戏曲书籍，其中尤以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1964年拍摄的同名木偶片影响深远。

黄店屯村的孔庆祥回忆，“有一年我在到黑龙江的火车上，正好遇见高玉宝，我问，大舅，有半夜鸡叫这回事吗？他没吭声，说是这是文学创作的艺术性问题。然后又说，咱们这儿没有，不代表全国其它地方就没有。”

但真实与否已不重要，这个“周扒皮”的绰号，以及“半夜鸡叫”的荒唐举动，最终成为了中国千千万万地主的代名词。

黄店屯9 3岁的老人高殿荣，至今还住在土改时分给她的周家三间老屋里，她回忆起周春富时，只说了一句，“不是恶人，不霸道。”在传统的乡村道德语境内，“好”和“恶”是最基本的两个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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