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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成，黄万里

1957年：梁思成力保北京城墙

　　1957年，“反右”运动正如火如荼，而雄伟壮丽的北京城墙也正在被热火朝天地拆除着。到处是毁墙的炮声，每一炮，都像在梁思成的心中炸响。他已经有了无望的感觉，但这位中国建筑业的泰斗还要为保卫北京城墙做最后拼搏。

　　有一天，梁思成进城去瞅了瞅，发现地安门已经没有了，广安门也消失了，听说正拆广渠门，急忙赶去，发现已经只剩下一个城台和一个门洞。

　　毁城的大军正向北京最后的两个城门进军——崇文门和西直门——1957年时最后两个有瓮城的城门。

　　梁思成流泪了，他要去找周总理。

　　他不明白：北京旧城是在伟人的努力下才保存下来的，而今天的毁城决策正是当年的保卫者做出的。

　　他还记得，那是在1948年深冬的北平清华园，家里忽然来了位不速之客。3个月前，在南京北极阁，他刚刚当选为院士，一回到清华园，发现整个北平已经被共产党的军队围得像铁桶一样了。

　　眼下他确实有些担心。近在咫尺的古城已经被围了好几个月，城里的傅作义将军是战？是降？是和？一直没有一个准确的消息。共产党对这样一个瓮中之鳖究竟有多久的耐心呢？真要打起来，那一座座精美绝伦的古代建筑……他不愿往下想了。

　　这样一位对中国古典建筑情有独钟的建筑学家，要目睹五代之都在兵燹中毁于一旦，那种痛心疾首可想而知。他觉得，自己比被围在城里的傅作义将军还要度日如年。就这样天天在担忧之中煎熬着，直到有一天，一位不速之客叩响了他寓所的大门。

　　来人介绍了自己的身份，开门见山地说：“梁教授，我受人民解放军攻城部队的委托，前来向你请教。城里有哪些著名建筑和文物古迹需要保护，请你把它们的位置准确标在这张地图上，以便我军在攻城时避开。”

　　梁思成先生不仅把北平重点文物的位置准确地标在北平军事地图上，而且拿出了带领学生们收集古建筑文献时记载的《全国建筑文物简目》，把它们一并交给了那位解放军干部，并对他进行了详细讲解。

　　他很感动，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他想：共产党人了不起啊！

　　于是，那张北平军事地图变成了《北平重点文物图》，在西柏坡，挂到了毛泽东指挥平津战役的指挥所墙壁上。随后，毛泽东命令：“把这幅图，交给围城部队。一定要他们注意保护这些重要的文化古迹。部队在进行攻击练习时，一定要对目标计算精确！”在毛泽东的指示下，北平城的全面保护被列为第一项第一级。在攻城的演习训练中，解放军对城内射击目标逐一精确计算，力求勿使炮弹损毁文化古迹。

　　一个月后，1949年1月，傅作义召集北平的学者名流开会。著名画家徐悲鸿说：“北平是一座闻名世界的文化古城，这里有许多宏伟的古代建筑……希望傅作义将军顾全大局，服从民意，使北平免于炮火摧毁。”康有为先生年逾花甲的女儿康同璧慷慨陈辞：“北平有人类最珍贵的文物古迹，这是无价之宝，绝不能毁于兵燹。”

　　很快，北平和平解放了。

　　这一次胜利，是良知的胜利。不论是毛泽东、傅作义，还是梁思成、康同壁，历史都会“大书一笔”。

　　但新中国成立后，保卫下来的北京旧城，却要在“保卫者”手中毁掉了。它在即将落下炸弹之前得到了保护，在攻城的炮弹尚未发射时得到了关怀，但却要在和平时期里彻底消失。

　　对此，梁思成后来这样回忆说：

　　“建国之初，北京市一位领导曾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对我说：‘毛主席说，将来从这里望过去，要看到处处都是烟囱（！！）’这使我大吃一惊。这难道不正是我们所要避免的吗？‘处处都是烟囱’的城市将是什么样子？那情景实在太可怕了。于是我就老老实实地把我的想法和盘托出。我认为华盛顿作为一个首都，是资本主义国家中可借鉴的好典型。北京是个古代文化建筑集中的城市，不宜发展工业，最好像华盛顿那样，是个政治文化中心，风景幽美，高度绿化，而北京的大批名胜古迹可以发展成为一个旅游城市。我发表这些看法并没有想到反对谁，而且我对毛主席说‘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这句话深信不疑。
　　当时的梁思成，不仅是著名的建筑学家，而且是北京市的副市长，但他无法主宰北京城墙的命运。

　　1950年2月，梁思成和居住在南京、曾留学英国的著名建筑家陈占祥一起交了《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位置的建议》，即著名的“梁陈方案”。提出在旧城外的西侧另辟新区。这样，旧城留下，新建一个新中国的政治心脏，而一条便捷的东西干道连接新旧二城，如扁担一样担起中国的政治心脏和中国的城市博物馆。

　　梁陈方案立刻被否定。1957年，陈占祥被打成右派，而梁思成，幸亏彭真的“提前”保护，才免遭厄运。

　　让我们看一看梁思成要保卫的是一个怎样的“北京旧城”。

　　即使没有到过北京的人，也早已从香烟牌上见识了大前门。今天，在人们看到孤独兀立在车水马龙中的前门箭楼和正阳门之间是一个由城墙围成的巨大瓮城；北京内城九门都是由箭楼和城门楼构成的双重城楼的巍峨建筑，门楼为三檐双层的巨大楼阁或殿堂，包括外城和皇城的城门城楼、箭楼、角楼等曾多达47个。如此一说，你对北京的毁城也不会那么无动于衷了吧？

　　新中国成立初期，当梁思成知道旧城作为一个整体，无论如何保护不成的时候，仍然发出最后的呐喊。他退而求其次，希望保住旧城的城墙和城楼。

　　在北京《新建设》中，梁思成为北京城墙做了他最后的徒劳辩护，可以使我们后人洞悉当年的情景（“○”为毁城者的言论，“△”为梁思成的辩护）：

　　○城墙是古代防御工事，是封建帝王统治的遗迹，其历史任务已经完成，理应拆除。

　　△那么，故宫不是帝王的宫殿吗？天安门不是皇宫的大门吗？这一切建筑遗物虽然曾为帝王服务，被统治者专用，但都是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杰作，今天已属于人民大众，成为民族的纪念文物了。

　　○但是，城墙限制和妨碍城市发展。

　　△现代城市为防止过度密集和拥挤，采取大城市用园林地带分隔为小区域的办法。城墙正可负起新的任务，承当现代大都市的区间隔离物。而当国防上需要时，城墙上还可利用为良好的高射炮阵地，古代的防御工事在现代还能再尽历史任务。重要的是打破心理上的城墙。人民政府所规划的大北京市界已21倍于旧城区，政策方向早已确定，旧时代政治、经济上的阻碍早已消除，我们不应再被心理上的一道城墙所限制、所迷惑。

　　○城墙阻碍交通。

　　△只要选择适当地点，多开城门即可解决。同时在城市道路系统设计上，控制车流，引导其汇集在几条主干道上，正可利用适当的城门位置导向。

　　○拆除城墙，可取得许多砖，可取得地皮，利用为公路。拆之无害，且有薄利可图。

　　△城墙除1米厚的砖皮外，内皆灰土，总数约1100万吨，以20节18吨车皮组成的列车日运一次，需83年才能运完。这一列车，83年之中可运多少有用之物？废物体积如十一二个景山，安放何处？北京城外并不缺少土地，四周都是广阔的平原，何苦要费巨大的人力取得这一带之地？拆除城墙的庞大劳动力又可积极生产许多有利于人民的成果。如此浪费人力，同时毁掉一件国宝文物，不但是庸人自扰，简直是罪过的行动。
　　但这样的争辩很快就结束了。争速前进的历史和匆忙的决策，彻底淹没了梁先生的建议和童话般的憧憬。有一天，梁先生从城内开完会回到清华园，谈到了北京市负责人的话：“谁要是再反对拆城墙，是党内就开除他的党籍！”从此，反对的意见，美好的建议，都沉默了。

　　这一次，是科学和理性的败退。

　　于是，对梁思成的批判开始了。随后，北京城墙不幸地被拆毁了。

[ 此贴被Pucs在2009-02-25 18:07重新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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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万里 (1911.8.20-2001.8.27)
　　黄万里是著名教育家、革命家黄炎培之子。1937年从美国学成归来，先后在四川、甘肃、东北从事水利建设。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前期，他从黄河实际情况出发，批评苏联专家的规划和设计，反对在三门峡修建大坝。1957年，因发表短篇小说《花丛小语》针砭时弊，被打成右派。黄万里历经磨难，22年后才得以平反昭雪，重返讲台。本书收集资料历时2年完成，力争还原历史、再现黄万里这位中国水利界马寅初陈寅恪式悲剧人物的风貌。
　　二○○六年八月二十七日是黄万里教授去世五周年、八月二十日是九十五岁冥诞的纪念日。黄万里教授反对建设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和长江三峡大坝工程，并不是因为他是头长反骨的人，而是源自其水利的基本理念和对中国水资源的正确评价。
　　没有院士头衔的学科泰斗
　　在中国，大家都以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或者中国工程院院士（现在又有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士）都是最有学问的人，要是两院院士，那更是了不得了。事实是，在中国，最有学问的科学家，他们都不是院士。原浙江大学校长、后任北京大学校长的马寅初教授，原清华大学水利系黄万里教授，他们都是中国最有学问的科学家，但都没有院士的头衔。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国人口过快增长，给中国所带来的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巨大问题，现在大家都有认识——错批马寅初，“多生几亿人”。当时和马寅初教授有同样意见的知识分子，不在少数，但是在政治高压下，能坚持自己观点、敢于说实话的，只有马寅初教授一人。
　　黄万里教授生前曾说过：“我对三峡工程的意见，屡屡上书中央，先后六次，屡挫屡上。我要求中央领导给我三十分钟的时间，听我汇报就可以把问题讲清楚，可惜无此机会。当年三门峡还让公开辩论七天，现在没有人和我辩论，杂志上也不刊登我的不同意见，我是看不到三峡建成后的后果了。你们还能看见，帮我记着看看，但愿我的话不要言中，否则损失太大了。”
　　一九五七年，黄万里教授舌战群儒七天，反对建设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难道别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就不知道泥沙会在水库淤积这个最简单的道理？黄万里教授被打成右派，失去了教书的权利。一九九二年后，黄万里教授六次给中央领导写信，陈述长江三峡大坝工程永不可建的道理。难道别的科学家就不知道泥沙砾石首先是在水库尾部淤积，会淤塞重庆港，会加大水库的水力坡度，会淹没重庆部分市区这个最简单的道理？历史已经证明了黄万里教授在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的观点是正确的，并且正在证明着他对长江三峡大坝工程的观点也是正确的。可惜他的正确理论没有因为三门峡大坝工程的彻底失败和长江三峡大坝工程的错误而树立起来，中国政府还在继续错误的水利政策。
　　在中国，要做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除了有学问还不够，还要讲真话，不怕政治和学术上的打压，坚持反对错误的决策，甚至要冒着生命的危险。马寅初教授和黄万里教授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是没有院士头衔的学科泰斗，是斗士，是英雄！
　　中国水生态环境到如今这个地步的原因
　　对于黄万里教授对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和长江三峡大坝工程的意见，读者了解比较多。对于他的水利理念和水资源的评价，大家了解得比较少。要了解黄万里教授的水利理念，要从中国水生态环境谈起。
　　中国现在的水生态环境如何？有人曾这样总结过：患水多（洪涝灾害），患水少（旱灾），患水脏（污染严重）。中国工程院院士钱正英女士重复了这句话，便成为官方的版本。其实水生态环境的现状是：河流正在和已经丧失自我调节能力，湖泊在消失或是丧失自我调节能力，海洋污染严重，地下水过量开采和受严重污染……一句话，水生态系统遭受严重破坏，面临死亡的威胁。
　　那么中国五十多年前的水生态环境又是如何呢？江曾经说过，他在上海上大学时（一九四五年——一九四九年），苏州河的水还是干净的。胡也曾经说过，他小的时候经常在泰州城河里游泳。可见那时的小生态环境比现在好许多。
　　为什么经历了五十多年后，中国水生态环境会有这样悲惨的结果？原因之一“不听黄万里的话，毁了中国的母亲河”。如今中国水生态环境的现状将危害子孙后代。水利理念的错误，对中国水资源的错误评价，导致了错误的水利措施；错误的水利措施，破坏了水生态系统。中国的水利是江河湖泊开发过度而保护不足。有人把百分之十五作为自然河流开发的上限，英国的水资源学家罗宾．克拉克则认为，自然河流开发程度百分之五——十，不会发生问题。欧洲河流开发程度一般都保持在这个标准之下。中国的河流，开发程度有超过百分之一百的，如黄河、海河、辽河等，开发程度越高，患水多水少水脏的问题就越严重。近年来，在长江的开发速度加快，二○○六年长江被列为世界上受破坏最严重的河流。这种对水资源的掠夺性的开发，来自于“中国是世界上最缺水的十三个国家之一”的恐慌和对自然的过分要求。
　　中国是世界上最缺水的十三个国家之一吗？
　　在中国，一谈到水资源，就会冒出这样的论点：中国是世界上最缺水的十三个国家之一。这个论点构成了中国许多水利工程的理论基础，比如长江三峡大坝工程，南水北调工程，大西线调水工程等等。
　　什么是水资源？如何计算和评价一个地区的水资源？张光斗先生在《我国水资源的问题及其解决途径》（和陈志恺合作）一文中，将水资源定义为该地区降水所形成的地表径流和地下水的总和。根据这个定义，中国的水资源为二八一○○亿立方米，总量占世界六分之一。但是按人口、耕地平均，人均占有量是世界的四分之一，亩均占有量是世界的四分之三。根据张光斗先生的这个定义，对中国各河流流域、各省市的水资源进行了计算。这个水资源量的计算也就成为国家众多重要决策的基础。
　　为了解释这个水资源的定义和计算是错误的，在这里先提两个最简单的问题，请读者思考。第一个问题是，北京和上海比，哪个城市的水资源多？第二个问题是，江苏和新疆比，哪个地区的水资源多？
　　根据上述定义，北京的水资源总量是四十点八亿立方米，而上海的水资源总量只有二六点九亿立方米，北京的水资源总量比上海多一三点九亿立方米，约是上海的一倍半。北京的人均水资源量为三七五点七立方米，而上海的人均水资源量只有二○一点二立方米，北京的人均水资源比上海多一七四点五立方米，是上海的一点八七倍。新疆的水资源总量是八八二点八亿立方米，而江苏的水资源总量只有三二五点四亿立方米，新疆的水资源总量比江苏多五五七点四亿立方米，约是江苏的二点七二倍。新疆的人均水资源量为五七七三点七立方米，而江苏的人均水资源量只有四八○点九立方米，新疆的人均水资源比江苏多五二九二点八立方米，是江苏的十二倍！（刘昌明、何希吾等：《中国二十一世纪水问题方略》，以上资料为一九九六年数据）
　　人们常在报纸和杂志上看到这样的数据：北京的人均水资源量为全国水平的八分之一，是世界水平的三十分之一。但是为什么不报道，从同样的水资源计算出发，上海的人均水资源量为全国水平的十二分之一，是世界水平的四十五分之一？人们知道新疆是干旱地区，有许多沙漠，而江苏是水乡，河流湖泊众多，怎么可能江苏的水资源少，条件差，新疆的水资源反而多，条件反而好？
　　如果张光斗先生的水资源的定义是正确的话，那么中国需要的不是南水北调，而是北水南调了，因为南方的上海比北方的北京更缺水，江苏比新疆更缺水。更没有从长江通过五条渠道（东线、中线各一条，西线三条）向北方调水的道理，因为不但上海、江苏人均水资源量少，就是安徽、湖北也在全国水平之下。
　　“中国是全世界水资源最丰富的大国”
　　一反“中国是世界上最缺水的十三个国家之一”的观点，黄万里教授在《增进我国水资源利用的途径》和《论降雨、川流和水资源的关系》中提出：
　　“我国是全世界水资源最丰富的大国，其时空分布也较合适。这可以从水文气象原理、实测有效雨量和引用川流，及人口实用水量统计几方面来证明。我国在各地区耕地上无霜期内所利用的有效雨量与引用川流量所合成的水资源总和，在全球为第一，所谓第六位是指剩余的川流。”
　　黄万里教授在文章中指出了水资源定义的三大错误：第一：只计算地表径流和地表径流形成的地下水，而忽略降水的作用；第二：忽略水和热、光、土壤等条件的空间和时间的组合；第三：忽略客水的作用。
　　黄万里教授在《增进我国水资源利用的途径》一文中通过中国和欧美的对比，给读者一副清晰的图像：
　　“我国东部平原是广阔的可耕地，在北纬二十度到四十五度之间近海降水量自二千毫米向北递降至五百毫米。北京处北纬四十度多，年平均降水量有六百毫米左右，对比西欧北纬五十度上下的西欧各国首都，巴黎六百毫米，伦敦、柏林、华沙、莫斯科五五○毫米，大致相近，主要是由于我国大平原的纬度较低之故，而北纬四十度的马德里也只有四二五毫米，再南上海增至一千毫米，香港、广州约二千毫米，雨量之多更非欧洲各国可比了。至于东京有一七五○毫米，因它原属岛国；美洲西岸的温哥华有一○五○毫米，旧金山只有五二五毫米，大陆中部的丹佛只有三百毫米，东岸的纽约则有一○七五毫米，因其濒临大海，地近半岛之故。印度德里处北纬二十八度，也只有六五○毫米。美国南部的新奥尔良濒海，北纬三十度，稍北于我广州，也只有六五○毫米。所以，对比世界各地，我国的水量是丰富的，主要是地理位置，濒海地纬较低，至于比纬度相近的各地雨量也较多，则另有其他原因。”
　　笔者居住的德国莱茵——鲁尔区，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群之一，人口密度和中国长江三角洲相仿，年降雨量和北京相仿，同属于半湿润地区，却不曾有如北京的缺水情况。虽然北京是中国最“缺水”的地区，北京二○○○年的人均生活用水每人每天三二二升，是德国一二九升的二点五倍。
　　北京地区的降水量为九十九点九六亿立方米，而计算为水资源的只有四十点八亿立方米。在中国用水的三大项目（农业、工业和生活用水）中，农业是最大一项，就是北京也是如此。降雨对于农作物生长至关重要，一部分被农作物和植物吸收然后蒸腾，这是农业用水的一个大头，虽然未形成地表径流，但这也是水资源一部分。
　　黄万里教授指出，中国的降水大部分发生在夏季气温高、作物盛长的时期，而很少发生在冬季有霜期，作物不生长的时期，这就是水资源年内分布得合适。对比与华北平原同纬度欧美国家，降雨在年内分布比较均匀，冬季降水不少，但在有霜期，农作物不生长。所以在这些国家农作物只有一年一熟。而中国的水、热、光、土壤条件的结合，可以一年两熟。所以说，我国水资源不但总量丰富好，而且年内合适的不均匀分布也好。当然黄万里教授也指出了中国春夏交际之时，降水不足的缺憾。
　　水资源条件是人类文明产生发展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人类在别的星球上寻找生命，首先是寻找在那里是否存在水。非洲埃及是人类文明最早的发源地，那里是尼罗河三角洲，水资源条件好，这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的。但是按照张光斗先生的水资源定义，那里的水资源条件是世界上最差的。开罗年的年降雨量只有三毫米，无法形成地表径流，所以水资源总量为零，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也为零。但是，埃及文化怎么能在这个水资源总量为零的地方发展呢？正如黄万里教授所指出的，依赖的是尼罗河的流水。“尼罗河长约五千公里，其流域面积极广大，相当于埃及地区和尼罗河三角洲不知要大多少倍。按阿斯旺导出的年流量可以代表开罗下游三角洲的水资源。这些水都是从外地来的，称客水资源。”
　　再看北京，当初北京被选作京城，是因为北京的水资源好。北京大学地理系侯仁之教授对此有专门的论述。当初皇帝看中的是靠近永定河的这个有利区位。评价北京水资源条件，不能不谈永定河的水资源，不能不谈客水资源。现在北京供水的很大一部分依靠密云水库。评价北京水资源条件，不能不谈潮白河的水资源。没有永定河，当初北京就不会被选作京城；没有潮白河，中央政府可能早就迁都别处了。
　　最后看看上海，上海市政府要把上海建设成世界的经济金融中心，其基本条件之一就是上海的水资源好。按照张光斗先生的水资源定义，上海水资源条件比北京还差许多，这个世界的经济金融中心怎么打造？评价上海的水资源条件，不能不谈客水资源，也就是长江、黄浦江等河流的水资源。
　　政府推卸责任让百姓怨天
　　黄万里教授正确地指出：“当地年降水量是主水资源的指标，它乘以地区的面积就是主要水资源量；而从外地引来的径流乃是客水资源。其量决定于外地的水文条件，两者皆不可废。必须指出的，决定客水大小的仍是外地的年降水量，它总是水文条件的主宰。我国的水资源情况是，不仅主水——年降水量充沛，而且客水也丰富，主要是由于客水的乘雨面积大于主水面积的几倍。因此，本地降水不够，尽可引用河水。”
　　中国是世界上最缺水的十三个国家之一吗？回答是否定的。就是从人均水资源占有量来看，中国和德国的情况基本一致。是错误的水利理念，错误的水资源计算，导致了错误的措施，以致造成患水多（洪涝灾害），患水少（旱灾），患水脏（污染严重）的局面。那么为什么要高喊“中国是世界上最缺水的十三个国家之一”呢？这是政府推卸自己的责任，让老百姓去“怨天”，而不要“怨人”的最后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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